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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六十周年纪念中的几种海洛因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8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博讯 boxun.com)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对准一小撮人的官方新调
    
    国庆六十周年纪念,北京官方定下的主调是60周年不分前后。去年的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很大部分建基于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路线方针的否定,但今年官方对新中国60年的评价基调却有所微调,提出了两个不否定的观点: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明报记者孙嘉业评论说,官方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将前后30年“两个历史阶段”定位为“一个整体”,无非是对“左”和“右”两种倾向的担心,防止左派借歌颂前30年来质疑改革开放,亦防止右派借批前30年来否定国体。
    
     我观察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局面,至少从改革时代以来,左右派都不要现有的掌权派。左派认为,掌权派已经不再是红色社会主义的,而是白色资本主义的,把他们等同于右派。可是右派认为,掌权派还是太红,还是文革专制的延续,因此把他们等于左派。在“左右社资”的争论中,掌权派被涂成大花脸,谁都不要他。
    
    掌权派从改革一开始试图统战“左右社资”。当政治权威强大的时候,左右社资,尽管有各自的动机或者目的,但政治效果都服务于政治权威,同床异梦,只要同床就好。可是当90年代之后,掌权派完全褪去公共利益的薄糖衣,赤裸裸得露出屠宰场轧肉机的权贵模样,这时候左右社资,就逐渐与他们分离,并且与冲突对立。对于留在里面的人们,慢慢地当做了叛徒,发布道德追杀令。先是右派对准在改革中失利,但还迷恋专政的左派进行谴责,然后是左派对准在改革中发飚,但是有威权色彩的右派进行攻击。到了今天左右派,因为是否保权贵的政治立场截然对立成为首要问题,其内部发生鸿沟般的断裂。左右派内部都有权贵与反权贵的本质分化。现在不管左右社资,对准官民矛盾,只有权贵与反权贵的区别。
    
    左派中底层左派、新左与老左分家。龚仁的文章《“新左”、“老左”分道扬镳》揭示了这一点。右派中,在体制内的改革派,蜕变为极右派;体制外的改革派对改革逐渐失望,二者南辕北辙中。前者老一代的09上书,与后者中年一代的零八宪章,唱上了对台戏。
    
    和体制有瓜葛的老左极右都被边缘化。老左派与极右派成为一小撮人,中底层左派、新左、体制外右派,因为体制外,成为绝对大盘。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大盘,就像海水一样包围着一个冰岛,在下面侵蚀挖薄浮岛底盘。冰岛慢慢融化中。
    
     “60周年不分前后”只是对准一小撮人的海洛因,并且把一小撮人当做有代表性的,或者当全部或者大盘。因此仅仅相当于以此内部会议的讲话。“60周年不分前后”,不是立于磐石之上,而是在腐朽的独木桥之上。
    
    当权威强大的时候,无论作为不作为,即是错误的作为只要引导的好,也能增加权威。例如前总理李鹏是一个无能无为的人,可是其在任的十三年,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当权威弱小的时候,无论如何挣扎,作为与不作为,都是帮助减弱,这是一个王朝的气数已绝,回天无力。例如前总理朱镕基改革,意图在于延长共产党的统治,而结果是给共产党大楼的地基里面装了很多的定时炸弹。
    
    当权威弱的时候,“社资左右”都在撕裂它。不动不改革下场还好一些,越动越乱动,越改革越革命。
    
    
    
     用来安抚政改焦虑的几种海洛因
    
    
    政改是文革之后就被提出来,而且当时是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可是邓小平用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加以拖延。三十年来,政治改革寸步难行。长期以来人们心中就一种焦虑,到底什么时候要改,到底还改不改?这时候有关人士,就发明了几种用来安抚政改焦虑的几种海洛因。
    
    第一种、官方以民生转移政改注意力。
    
    这是一种好坏参半的做法。到了今天,是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我放弃并拒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致力于对民生问题的推动。没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权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如果民生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就会诉诸于政治解决,这时候政改的政治改革就会和民生的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台湾和苏联的的转型,之所以可以比较成功,很大原因在没有民生问题的干扰。
    
    生存权却是首要的,但是当局用来转移阻挡对政改和自由的渴望。如果政改的诉求,没有和民众结合,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任凭他喊破嗓子,也无关紧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以消灭民众和底层知识分子的政改诉求。
    
    第二种、极右派浪漫回忆80年代的做梦术
    
    这是一种做梦术,认为过去80年代能推动,现在也肯定能推动。基于对政治放松的回忆,而呼唤政改的言说,不过是欺骗他人而自欺,以为呼唤就一定能实现的;自己的正当渴望,就等于一定能实现。幻想和意识形态之下,对于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都不去看。这是一种小孩子的性格,并且不断在暗中浮现出一种“开明君父”的意象。89的学生运动,如果没有开枪流血,压根就是对“开明君父”的一种撒娇。
    
    80年代的推动以及今天的做梦术,处在去毛泽东化与渴望“开明君父”之间的二律背反。没有强大的政改第一推动凌驾于权贵集团之上,并且砸碎权贵集团,是不会有政改的。纵观1949年之后的历史,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凌驾于整个自己缔造的体制之上的权威,砸碎体制的勇气和决断。也就是说他即使最大当权派,也是最大的造反派。政改第一推动必须有如此的政治位格,是一个能够塑造和摧毁体制的双重权威的人。邓小平不是。
    
    那么渴望一个开明君主,降低瓦解掌权者的超凡魅力,与政改第一推动的需求根本冲突。可以说,改革就是杀死了改革的可能性,或者说,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方案。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发表,引起了高潮与兴奋,于如今在呼唤改革共同体的同一质。改革共同体等不等于国家的全部,例如极左就是异质。呼唤改革共同体的同一质,或者通过做梦抹掉了与改革共同体异质的部分,还是一种政治浪漫。邓小平凌驾于左右之上,有一种平衡,就像封建王朝皇帝凌驾平衡各派系,可见赵紫阳并不是改革时代的化身,而只有邓小平是。改革时代的中国,并不是改革共同体,而是混杂的。
    
    改革右派80年代与民众的利益有一定的交叉,冲突不大,可以同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90年之后站在官方权贵一边,80年的改革共同体就破碎了。改革右派往上游移的时候,改革共同体自身也破碎了,破碎为改革的受益人阶层和受害者阶层。
    
    八九一代及其后来者基于89,根本拒绝政改焦虑。四五一代,把89当作皮外伤,一会儿渴望,一会儿绝望。比四五一代更老的一代的思想,基本是四五一代塑造的,也就是儿子教了老子。但是老子们或多或少患有老年痴呆症,一骨碌脑渴望政改,焦虑绝望丝毫不表露。
    
    
    第三种、法西斯化中国模式
    
    
    整个改革共同体和改革时代的自信心,建立在一个as if 之上。那就是有一天政改了,一切都好了。如此幻想之上,当阻碍不大时,路路畅通就强化了这种幻想,当做了真实。当阻碍有一些大时,就开始通过意识形态否认阻碍,强化自己的信心,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还不掉泪。沿着这种惯性前进,知道阻碍已经完全淹没出路,带来极大惨重的代价,才会回头,然后吹嘘自己浪子回头金不换。
    
    如此幻想总是在外围打转,津津乐道沉湎于政改外围条件的一点点进步或者原地踏步,甚至把不退步当做莫大无比的成就。对最核心的问题,总是愿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就像一个女孩,已经非常习惯于调情。沉湎于调情,反而对性爱婚姻非常不习惯,充满不确定的恐惧。
    
    如此进入一种永恒的政治浪漫状态,对自己的政治方案,丝毫不考虑如何抵达目的。他们已经是性无能,无从真正关心政改如何实现。而是在如此公车上书中,寻找被赞扬,把自己塑造为道义英雄,从而可以宇内环顾舍我其谁,除此私人目的之外,丝毫不计较目的能否达到。这就是98年之后左右之争的政治心理条件。如此释放出来的就是要求政改的渴望,以及后辈对前辈抗如此大旗的妒忌和背叛,例如新左派,总是把自由主义简化成经济自由主义,然后攻击整个自由主义。他们对改革的批判,就像晚清清流派对于主战派的纠缠,丝毫不在于共同目标,而在于取而代之的渴望。
    
    这二者的争议,真正用心于在于何种道义英雄之争,何人成就道义英雄之争,而不关心共同目标,共同目标之下的道义英雄成为首要,丝毫不考量道义英雄的肉身,是否是成就共同目标的路。共同目标被置于虚无主义的混沌之中,充满偶然和放任。政治浪漫状态是渴望的精致表达,成为道义英雄的渴望及对其背叛超越的渴望,都是政治浪漫。
    
     新左派蜕变成了中国模式派。我在《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中写道,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也是对改革时代背后捅一刀,内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把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这一关口或瓶颈,拉长,成为走不出去的陷阱。中国模式是改革瓶颈处的癌变,横生出一种枝节,然后意图反过来吞并整个改革,就像癌症要占领整个身体。中国模式一方面构成对改革共识的颠覆和架空,去掉实质性内容,而仅仅保留形式和口头上的路径,并且强化之,这本质上是对后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和阻挡。
    
    这也有帮助当局转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经济改革已经歇菜,政治要提上议事日常的当前情形之下,反对普世价值倡言,提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就是要阻碍政改。
    
    他们阻碍政改的政治意图,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为之的。他们坚持专制权威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改革更不可能,他们卡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口,把注意力和焦点,引向文化政治和帝国冲动,以此拒绝政改。拒绝了政改,就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用于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转移关注,他们找到的就是孔子、传统文化与隐藏在这一些下面的帝国扩张冲动。政改呼吁构成国内冲突和压力,转移到虚幻空间和对外扩张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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