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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六十年,武林冤案何时了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24日 转载)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沈沉
    
     (博讯 boxun.com)

    一、被血和泪浸泡的历史
    
     中国有着500余个年号不断更替的王朝,在浩如烟海的史籍记述里,从未发现有过如此卑鄙阴毒的“阳谋”,以及由这“阳谋”所汇聚与积淀的血和泪的历史。
    
     翻读中国的历史,后世的儿孙们不会明白,在那些冠冕堂皇的“伟大的胜利”与“辉煌的成就”之类华丽的词藻所裹胁的历史背后,究竟掩藏着多少卑劣与丑恶,用谎言撰写的历史最惧怕人民去追索它究竟包容了多少血泪与苦难,但在血和泪汇聚积淀的历史长河中,却有着千千万万的生灵,千千万万的冤魂在挣扎沉浮。当局虽然竭尽全力去封锁网络与禁毁出版物,但血和泪的历史永远在不安与燥动,不停地激起一个又一个微弱的浪花。这就是刘少奇的名言:“历史是人民写的”。
    
     用谎言包装的历史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谎言!
    
     离开监狱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如今我已有了一个家,尽管我已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命中注定要断子绝孙,但这个两人世界却是和谐的,温馨的。我的生活内容充实、丰富而富有内涵,而且远离贫穷与困顿,再也不用为谋一栖身之所而受尽白眼。在人生的途程中,我已经有了被社会和特定文化领域所确认的位置,在这10多年中,我出版过一部杂文集《盛世微言》;一部《多文体集》和11部学术著作;2009年6月,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彰,成为当代中国“为昆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14名学者之一。在人生的暮年,生活在如此鲜亮的光环里,我应该知足了。
    
     然而,那些被血和泪浸泡的历史片断总是不时地浮现,积久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啮咬着千创百孔的心灵,每当夜雨梦回,一个个惨酷场景从发酵中爆裂,我就会突然惊叫,继而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冷汗淋漓……
    
     我曾经为自己亮丽的青春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当我刚刚摆脱稚气的茧壳,稍稍懂得一点人事的时候,心灵深处蕴藏着最神圣、最向往的两个字是“延安”。
    
     如今,我依然会想起中学时代无数个燥动的夜晚,在微弱的菜油灯下,贪婪地阅读《李家庄的变迁》、《西行漫记》等禁书,与同学们一起哼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之类的解放歌曲。想起18岁那年单身去延安途中,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宪兵抓获,在一个素昧平生的同乡的护佑下才得以脱险。
    
     又有谁能预料,一颗如此赤忱、如此虔诚而又如此稚嫩的心竟会被刺得千创百孔。
    
     当延安真的来临,并且放大成为一个国家,我和我的同龄人在欢呼雀跃中又注入多少憧憬与期盼;当我穿上军装为保卫和建设这个国家而奋斗的时候,那种被无知与浅薄所激发的豪情,简直要把泰山踹平。然而,过不了多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便接踵而至,我们被告知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只是某些人手中随意操弄的工具,不能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必须戴上一副面具,说真话居然会招来灭顶之灾。
    
     曾经引为自豪的亮丽的青春,终于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车轮下被碾得粉碎!
    
     尽管我是那么单纯、愚昧与无知,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伟人为什么要从整人中获得乐趣?为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会成一些信徒的人生信条?为什么要玩弄那种颗粒无收的“大跃进”的游戏?为什么游戏的结果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伟人却永远无须承担责任,依旧“伟大光荣正确”?为什么 ?为什么 ?
    
     1960年的春天已是饿殍遍野,物质的贫困使生存变得极度艰难,粮食极度短缺,饿死人的传言时有所闻,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从每月27斤减到23斤,还要搭配一些蕃薯丝、苞米粉等杂粮,清晨5点钟起来排队还经常买不到。而精神的折磨,用强权绑架真理导致的是非颠倒,更让人透不过气来,尽管人间已是尸积如山,哭声遍野,政府的宣传机器却依然大唱赞歌,大肆张扬“三面红旗”成果辉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不但精神的屈辱已达到人性的极限,而且连生存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温州市的几位右派在一起商量,密谋逃亡海外,岂料内部有人告密,于是除了“右派”之外,又多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我于1960年6月4日被关进看守所,同年8月23日宣布逮捕,在看守所关了28个月之后,于1962年8月23日接到一纸判决书,以“下海投敌”的罪名判刑10年。
    
    二、直面惨淡人生:进入劳改监狱
    
     鲁迅先生有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古往今来,正视淋漓的鲜血,那只是一种瞬间的痛苦,历史上威武不屈慷慨就义的英雄烈士似乎大有人在,连阿Q那么猥琐的人,临刑前都要高呼“二十年后好汉一条”;而直面惨淡的人生,却往往是一种缓慢的折磨,更可能伴随肉体的痛楚。在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进入人类最底层的聚居地——监狱,我会有有活着出来的期待吗?1962年10月20日,本案有关的6人绳捆索绑,由一个班的武装押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简称“省一监”,对外的称呼是临平采石场。
    
     这是浙江省最大的全封闭型监狱,总面积估计在1千亩以上。5米高的围墙装有电网,四角建有炮楼式的瞭望哨。人员进出须穿过3道驻有岗哨的铁门。围墙内建有各自独立的平房,这就是犯人监舍,每幢监舍的侧距与前后间隔都在20米左右。监舍前有一道宽80厘米水泥砌成的水沟,通上自来水供犯人洗澡之用。监舍内建有3排固定的木制格子铺,满员可睡60人。监舍的侧面与前后10米处画有白线,称作“警戒线”,在本幢监舍内的犯人,只能在白线划定的区域内活动,超越警戒线要受到处罚。
    
     浙江省第一监狱建于1953年,是建国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关押重刑犯的所在,从浙江省内的几处监狱相比较来看,设施还比较完善,按照省公安厅的规定,反革命犯、判刑10年以上的重刑犯都要押解到省一监关押改造。
    
     当时的交通状况还不是很方便,从温州到临平居然要走两天。第一天,我们从南站坐汽车,8 个小时后到达金华,即被押解到金华市看守所过夜,次日再从金华市坐火车到临平,然后步行到省一监,此时大概是上午10点多。我们被送到一幢空房内等待分配,当即有人来对我们进行全面搜查,身上所有的现金或其他所谓的违禁品全部被搜走,随身携带的所有衣服都被打上“浙一监狱”的蓝色印章。
    
     一个小时后,管教人员来宣布分配名单,身强力壮的被分配到拆石队或运输队,由于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年半,终年不见阳光,皮肤白得就像一只削去皮的田瓜,加上饥饿的折磨,已经骨瘦如柴,大约就是因为我的这副尊容像个重病号,我被分配到二大队第六中队。这是一个老弱病残队,劳动强度相对较轻,主要是把山上开出来的石头敲碎用于铺路或浇灌水泥。
    
     劳改队的作息时间很严格,早上6点起床,6点半开饭,7点半列队出发去往劳动场地。从监狱到劳动场地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500米,每一个犯人走路时所处的位置都必须严格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超前与落后都被视为是越轨行为,轻者警告,重者在全队面前检讨反省。对屡教不改或被认为有逃跑企图者,每当走路时,他的位置一般要被安排在小组长的后面,同时,还要有一个劳改积极分子跟在后头,随时加以监督。
    
     每个中队一般都有10—12个小组,每个小组10—12人。我刚到6队时,整个中队只有97人。
    
     犯人的伙食供应分成3个等级:甲级为劳动强度最强的,我们这个队是老弱病残队,没有甲级劳力,当然也就没有甲级伙食,乙级一般是改造表现积极或小组长一类头面人物,绝大多数为丙级。听队里的老犯人说,1962年夏天以后,监狱的伙食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我无法想像他所说的没有改善之前的情况,但我们吃的东西,无论是质量或数量,距离一个“饱”字还非常遥远,比温州市看守所好不了多少。早餐是稀饭,偌大的一个碗里捞不到几颗米,小菜有时是两三块腌渍的冬瓜或萝卜;中午是半干饭,实际上,蕃薯丝占了80%,有时则每人增加一个用发霉变质的蕃薯粉做的团子。小菜一般以菜汤居多。最常见的是咸菜炒蕉藕①渣,能够吃到豆腐渣炒咸菜,已经算是上品了。最绝的莫过于“炒卵石”——不知从哪里检来指甲大小的鹅卵石,拌了一点葱末与油星,每人一次可分到七八颗,吮去粘附在上面的油星与葱末,把鹅卵石收集起来交还厨房,以备下次再炒。队里因营养不良而患水肿病的不少,几乎每隔一两天都有病号被抬出去,这些人的结果是死是活,只有天知道了。
    
     圣人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而又贫困的国度,“均”比起“富”显得更为重要。无论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或共产党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都着眼于一个“均”字。在劳改监狱,为了把食物分得均匀而创造出来的“叫号分餐法”,把一个“均”字演绎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每个小组都有两个值日犯,中午或下午开饭时,值日犯一个负责打菜,一个负责打饭。犯人们首先把自己的饭碗与菜碗拿出来随机摆在地上排成一行,确定首尾次序。值日犯打回饭菜之后,便将饭菜分到各个碗里,然后由大家进行评议,孰多孰少,经过增减调整之后,便开始叫号。每个小组都有一个号签袋,即把竹子削成半个指头大,分别写上号码,一个小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根竹签,放竹签的袋子由值日犯轮流传递。小组里每个犯人按照床铺的序列,都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叫号之前先要把所有的竹签从袋子里倒出来,经大家检查无误后,再放回袋子里。叫号时,两个值日犯有明确的分工,一个闭着眼睛从袋子里摸出一根竹签,另一个认清之后便大声喊出这个号码,第一个叫到号的人,便把摆在最前面的一碗拿走,第二个被叫到的人便拿走第二碗,依此类推。
    
     开饭,是劳改犯一天中最兴奋的时间,叫号声此起彼伏,成为劳改监狱中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三、调往武林机器厂
    
     1963年秋,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在浙一监狱选择了30多名年轻有文化的犯人,将他们调到与省一监距离不到300米的武林机器厂。
    
     武林机器厂是浙江省规模较大、设备也较好的劳改工厂,以生产起重葫芦为主,产品销往国外20多个国家与地区。工厂共有四个车间,一车间专门生产链条,二车间为葫芦内部齿轮加工,有车床、刨床、铣床等;三车间为装配车间。我被分配到一车间一工段,从钢筋切割、链条成型、焊接、去焊疤及抛光等工序。
    
     工厂内对管理人员的称呼,不像省一监一律叫队长,完全按其职位分工再冠以姓氏,如张主任、李工段长等,与一般工厂并无二致。但对犯人的称呼与一般工厂又有区别,社会工厂按其工种分工,有车工、刨工,钳工等,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与劳改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于是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操作者”。上班时一定要穿工厂发的劳动服,胸前要佩戴劳动号,如你是一车间一工段的操作者,在1—1—后面还有一个标示犯人身份的序列号,车间或工段办公室里贴着序列号与犯人姓名对照表,管理人员可以非常直观地监视着每一个操作者。生产流程采用三班制,每班实际劳动8小时。工厂的伙食供应似较省一监略胜一筹,但叫号分餐的传统并未取消。
    
     监舍就在工厂旁边,穿过西面围墙大门就进入监舍。监舍内除了在工厂劳动的操作者外,还有一个农业队,主要种植蔬菜供应全厂。监舍的[平面图如下:
    
    略
    
     1964年以前,武林机器厂犯人的精神生活比起省一监似乎要丰富些,厂内有图书室,还经常举办文艺演出活动及体育比赛,我就曾排过一个根据时事编写的活报剧《边和炮声》,还因此得到厂部的表扬。
    
     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69年的5年多时间内,在一车间主任王清文的导演下,武林机器厂出现一个外界称之谓“武林案件”的惊天大案,这个案件的主要内容是:以沈沉为首组织了一个以政党命名的庞大反革命集团,并自任总书记,有完整的党纲和党章,有严密的组织与明确的分工,牵涉到的犯人、场员与社会人士数以百计,新疆与浙江四明山各有一支由我指挥的游击队,武林机器厂的在押犯人中有七个部,如武装部、财政部、国防部等。这个党的目的是要在武林机器厂炸毁变电所,夺取枪支,杀害干部,强奸干部家属,然后劫夺汽车逃往国外……
    
     如今,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思索形成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时,总不免要为它的荒谬程度感到吃惊,这样一个毫无逻辑可言,全凭弥天大谎维系的案件,单是在武林机器厂就存在了近6年,被迫害致死致残10多人,而我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暗无天日无法无天的状况下,没有被王清文精心罗织的莫须有罪名下明正典刑;没有在严酷的刑威下死于非命,居然能够安然无恙逃过这场劫难,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则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并非王清文等的无能,1969年春,武林机器厂被“中央文革”认定为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亲手扶植的“反动样板”,“中央文革”决定武林机器厂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全体在押犯人调往蒋堂农场。虽然王清文等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居然派人到将堂农场,对有关案犯威胁利诱,但毕竟换了天地,他们已是鞭长莫及了。
    
    四、蛇蝎之心,制造假案
    
     王清文,山西太原人,中等身材,满脸大麻子,外号“王二麻子”,时任武林机器厂一车间主任。我与他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他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已,究其原因,乃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中国是一个惯于造假的国家,在干部中已形成一种风气,做老实人吃亏,只有说假话、办假事的人,才能够左右逢源,青云直上。10多年年来中国所有的虚假事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依据与精神力量。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贺龙将军都会在假案中死于非命,死十个百个沈沉,又能算得了什么?
    
     王清文在制造这个假案的过程中,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与实施步骤,而且还网罗了几名确信能从中得到好处的心腹干将来担任审讯员,共同将此案一步步地推向高潮。
    
     1964年6月21日晚9时,我正在上夜班,车间主任王清文突然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告诉我,他得到犯人举报,一工段犯人竺正章正在组织一个越狱逃跑集团,而这个组织的名单中就有我,于是他声色俱厉地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虽然感到意外,但并未因此惊惶失措,我当场回答他:“我是不是要逃跑,不是他说了算的,要看我愿意不愿意。他判刑20年,刚开始服刑,而我的刑期只有10年,已经过去一半,实在没有逃跑的必要。”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的名字已经在他的名单上,你就是其中一员,你怎么来证明你没有参与呢?”
    
     我说:“即使把我写进名单,也只是他一厢情愿,决定权在我。”
    
     “说得好,我就要你这句话。”王清文皮笑肉不笑地说:“为什么偏偏把你写进他的组织名单?为什么不写别人?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他们眼里,你的活动能力最强,你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这话着实令我吃惊不小,还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就从一些“二进宫”的人员那里听说过,劳改队对知识分子看得特别紧。在省一监时,因为大知识分子很多,国民党将领、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讲师所占的比重很大,像我这样的人一点都不起眼。到了武林机器厂,环境变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不多,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焦点人物。用王清文自己的话说,“你这个沈沉到哪里,哪里就会围上一堆人”。
    
     由此看来,他们注意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我扪心自问,我确实没有想要逃跑的念头,更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对王清文说:“随你怎么说好了,反正我不想逃跑!”
    
     王清文瞪大眼睛看着我,老半天才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换句话说,你已经是这个逃跑集团中的一员。”
    
     “哪又怎么样?”我毫不惧怕。
    
     王清文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大谈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要将你们统统消灭之类的老生常谈。最后,他要我与竺正章划清界线,争取立功,最能够证明我的立场的事,就是要我与竺正章虚与委蛇,装作愿意与他一起逃跑,写一张条子给他,然后从他那里换回一张纸条,了解他的组织的人数与打算,立即向他汇报。
    
     我那怕再笨,也能够揣摩出来,这完全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只要王清文一旦否认,那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所以,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
    
     “这种事我不干!”
    
     我的拒绝似乎也在王清文的意料之中,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依旧心平气和地侃侃而谈,要我相信党的政策,而且拍着胸膛表白,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能出尔反尔不认账?最后,他说:“你先不要急于说不干,回去好好想一想,我给你一天时间。”
    
     我彻夜无眠,但又实在想不出解套的方法。第二天起床,我就发现暗中有好几双眼睛在监视我,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当晚9 时上夜班,王清文就派人喊我到他的车间办公室,劈头就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猜想王清文的目的是想通过我向竺正章传递字条来了解这个逃跑越狱集团的内幕,万万没有料到他此举竟然要制造一个惊天大案——我把他估计得太善良了。
    
     我还是没有就范,他又步步紧逼,在这种情势下,对抗是无济于事的,我只能听天由命。在这个事件中,我需要冲破的是自己道德的藩篱,去充当一种类似“内奸”的角色,这对我的心灵是一种宰割。然而我已无路可走,已经被摆到王清文的砧板上任他宰割了。
    
     在双方拉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最终我屈服了,但我郑重声明,我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如果一定要我写条子,必须满足我的两个条件:条子的内容应该由王清文起草,我来照抄;二、此事必须由另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场证明。他考虑了一下后妥协了,找来一位本车间的孙管理员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势下我别无选择,于是他念一句,我写一句:
    
     “我已知你要离开,我愿参加,请告知准备去何处?还有哪些人知道此事?”
    
     当晚,我怀着鬼胎,将纸条悄悄塞给竺正章,王清文已布置人员在暗中监视我与竺正章的一举一动。半个小时后,竺正章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想找个地方打开看一下,却被一面一个两支大手挟持着进了车间办公室。王清文展开纸条看了看,一脸得意的神色,不住地说:“很好,很好!”我说:“纸条上说些什么,能让我看看吗?”他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你看吧!”
    
     纸条没有递给我,只是在他手中展开,上面写着:“亲爱的兄长:弟知兄一向胸怀坦荡,故愿冒着生命危险将此事告知,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一切听你指挥,你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我们出去后可先到嘉兴,那里地方偏僻可以隐蔽,然后再到新疆去找朋友,以后再设法搭救难友,此事只有杜、吴知道。”
    
     读完纸条,我的心窝像是被人刺了一刀,在竺正章的心目中,我是个胸怀坦荡的人,而实际上我却扮演了一个非常可耻的角色,用一种卑鄙的手段践踏他对我的信任,此刻,我似乎觉得我的心在滴血。但事已至此,悔之无益。于是我问王清文:“现在我怎么办?”
    
     他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直到1969年我出了禁闭室,调往蒋堂农场之后,我才从涉案人员中了解到王清文玩弄权谋制造假案的真相:先是犯人乐兆根与竺正章确曾策划过逃跑的事,乐兆根当即将情况向王清文举报,王清文指示乐兆根进一步引诱竺正章,以取得竺正章的信任。乐兆根说,他有一个表哥是“红卡①”留场人员,为了实施逃跑计划,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协助:一、伪造几个红卡;二、代买到嘉兴的火车票;三、提供混出大门时的衣服。竺正章信以为真,更进一步坚定了他逃跑的信心。
    
     至于为什么会扯上我,这完全是王清文一手策划的,他要制造一个惊天大案——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反革命集团,其领导人必须是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王清文早就注意到我在犯人中的威信较高,又有一定的文化,因此。选定我来当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人再合适不过了。
    
     阴谋正在悄悄地展开。
    
     五、串供,弄假成真的关键
    
     1969年6月24日晚,也就是“纸条事件”的三天之后,王清文来到监舍召开大会,当众宣布,竺正章、杜志贤组织越狱逃跑集团,已掌握确凿证据,决定将二人禁闭反省,坦白交代。同时,在会上点了吴兴尧的名,说吴兴尧受人蛊惑,要他积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次日,王清文又召开一车间犯人小组长会议,在会上宣读了竺正彰回条中的部分内容,如“上刀山,下火海,你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等,并第一次公开宣布:“沈沉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只是逃跑,还有更大的阴谋。”
    
     我万万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自称共产党员的车间主任,竟然会卑鄙无耻到这种程度!
    
     被宣布关禁闭的杜志贤,嵊县人,20来岁,因辱骂大队干部被判刑3年,因逃跑再次加刑2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连话都说不响的人;吴兴尧,黄岩人,20岁,一个好吃懒做的小混混。我与吴兴尧平时接触不多,要他对我检举揭发,实在也是强人所难。
    
     1964年9月27日,这天下午西风凛冽,吹得厂房上空的电线呼呼作响。王清文召开车间全体犯人大会,会上宣布,竺正章、杜志贤已有悔改表现,将他们释放出禁闭室,同时宣布将吴兴尧加带刑具(脚镣)处分。为什么要处分吴兴尧?王清文一语泄露了天机:“叫你检举沈沉,你那么大的字写了不到一百个……”同时还宣布犯人乐兆根因有重大立功表现,给予提前释放回家。
    
     迄今为止,本案涉案的几个人都已受到处罚,唯独我这个“首恶分子”却平安无事,似乎不合常理。我私下揣摩,可能是厂部未能立案。这种估计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同年10月21日,厂部选择了一批犯人举办集训班,由一位姓毕的厂长亲自挂帅。这就给了我一个申辩的机会。那时,我还不知道王清文的真实意图是要制造一个惊天大案,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辩白,指出王清文授意我给竺正彰写纸条,却又出尔反尔,张冠李戴,强把“为首分子”加在我的头上。这份措词强烈的书面材料由我亲手交给集训班主任金海根。
    
     毕厂长看了我的材料,感到十分惊讶,他一面看,一面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也许是他感到事情太意外了,便再三交代,这件事千万不要在犯人中传开。3个月后,集训班结束,给了我很好的鉴定,还得到提名表扬。次日我回到车间,王清文马上就宣布我是“反革命集团”的为首组织者,并动员全车间犯人对我严加监督。我当然于心不甘,从集训班回来至1966年2月我被关进禁闭室的半年中,我先后向厂部政工科、办公室、监管室及本车间有关工作人员呈递了10多份申诉报告,义正辞严地表明了我对此案的态度。
    
     迄今为止,有关我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也还只有竺正章纸条中的几句话,王清文知道,仅仅凭这几句话来将我定罪是远远不够的,而竺正章纸条在逻辑上却又难以成立,既然沈沉是“为首分子”,怎么对逃跑的人员、路线、目的一概不知,反而去问竺正章?他们必须修补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在我进集训班的3个多月中,他们并没有闲着,而是千方百计罗织材料。
    
     王清文的第一步,先拿梁世辉开刀。
    
     梁世辉,宁波市人,北大数学系学生,学生会干部,因诋毁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判刑20年。王清文找他谈话,要他对我进行检举揭发。梁世辉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一直颇有微词,正好想借此机会发泄一下。王清文安排他在小组长会上分4次发言,谈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总共6小时,在本案中称为“6小时放毒”。
    
     小组长会议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事后得知,梁世辉放毒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个人对共产党执政以来一些问题的看法,共分10点,按王清文的说法,是列举共产党的十大罪状”:
    
    1.共产党已经变成毛泽东个人的党,他的领导是先验的霸王政治,事先已经冠上“伟大、英明、正确”的导语,即使实践证明不正确,也要说成正确的。中国自1957年以来的许多失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2.反右派是对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大摧残。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是新的一出《未央宫》1。
    
     3.采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想使中国一夜暴富,是对经济的无知。
    
    4.大跃进、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彻底失败,但人民却还要喊万岁。
    
     5.农业放卫星,层层虚报,一级欺骗一级,造成中国大饥荒。
    
    6.共产党好大喜功,缺乏反省精神,推行强权政治,导致言路闭塞,把许多忧国忧民良言相劝的的人士打成反革命,长此以往,前途堪忧。
    
    7.垄断舆论,封锁消息,河南信阳饿死几百万人,报纸上却是一片笙歌。
    
    8.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是以追求自由民主为号召,建国后却倒行逆施,民主成了毛泽东巩固个人统治的手段,《宪法》成了一纸空文。
    
    9.文字狱盛行,许多人依靠整人获得高官厚禄。
    
    10.《国际歌》唱的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却说大救星,两者矛盾却并行不悖。2
    
     梁世辉“六小时放毒”的第二部分是按照王清文事先设定的口径,编造出一个以沈沉为首组织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总书记沈沉,副总书记梁世辉、李秀峰;武装部长李秀峰兼、财政部长陈礼茂、国防部长何浩强等。该党的宗旨是接受章伯钧的建议,建立“政治设计院”,重大决策由政治设计委员共同审核决定,争取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也许是梁世辉个人的一些政治理想,却完全符合王清文的需要。
    
     由于梁世辉的“6小时放毒”,以沈沉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的框架已经形成,王清文接着找李秀峰谈话,授之以柄,许以好处,晓以利害,软硬兼施,要他依照梁世辉的框架,添加一些具体细节。
    
     李秀峰,玉环人,25岁,初中文化,犯偷渡罪判刑10年。由于他事先受到王清文的诱导,他在小组长会上坦白检举的内容是骇人听闻的。他说,沈沉曾告诉他,在他入狱以前,已经组织了两支武装游击队,一支在新疆,一支在四明山,他要把游击队的指挥权交给李秀峰,请他当武装部长;党的任务是扩大组织,目前厂内已有30余人。准备从炸药仓库内偷出炸药,炸毁厂部变电所,夺取武警枪支,杀害管教干部,强奸干部家属,然后把队伍拉到四明山。
    
     李秀峰的证词使这个案件的眉目更加清晰。王清文所找的第三个人是陈礼茂。
    
     陈礼茂,25岁,永嘉县上塘镇人,初中文化。犯偷渡罪判刑10年。由于王清文给陈礼茂许了许多愿,多次声明,即使罪恶再大也不追究,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头脑简单的陈礼茂便把李秀峰的供词全部重复了一遍。
    
     王清文找的第四个人是何浩强。何是杭州人,28岁,中学教师,篮球打得很好。不管王清文如何哄吓诱骗,说了多少好话,何浩强就是不领情,他一概不承认,还说梁世辉、李秀峰全是胡说八道。于是,何浩强便以“准备顽抗到底”的罪名被戴上脚镣关进禁闭室。
    
    六、关进禁闭室
    
     1966年2月底,厂部决定将我调到四车间劳动,3月15日,厂部派新来的一车间主任朱锡振会同管教科干事夏金土一起开始审理此案。头一次过堂,我就郑重提出,此案迄今为止没有案卷,要求建立案卷,按照有关司法程序,凡是审理此案的工作人员,都要在案卷上签字,审讯笔录应由当事人过目并签名后存档。夏金土干事觉得我说得在理,当即宣布,本案从现在开始建立档案。
    
     次日,由一车间主任朱锡振、王清文、管教干事董其龙以及厂部夏金土干事开始对我正式审讯。审讯之前,他们一一介绍自己的身份,由夏金土干事担任记录。我详细叙述了1964年6月21日晚,王清文找我谈话,要我给竺正章写纸条,然后换回纸条的经过。接着,夏干事要求王清文对我所说的事实经过是否属实表示意见,在这样严肃的气氛下,王清文不得不表示态度,承认确实是他布置我写纸条给竺正章,这是自1964年6月21日以来,王清文首次当着其他工作人员的面承认了这一事实。审讯过程历时3小时,双方陈述都由夏金土干事一一记录在案,经我过目后签名“属实”。
    
     我觉得,此案迁移至今已一年多,只有今天的审讯才符合司法程序。所以,我在离开审讯室时,夏干事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不客气地抛出一句话:“直到今天,我才体会到光明正大是什么意思。”
    
     然而,我的估计错了,事态正向着它的反面转化,从1966年3月到1967年4月这一年时间内,曾经参与此案审理,被我认定多少有点良知与正义感的毕厂长、夏金土干事、董其龙干事、朱锡振主任等人从此没了踪影。被我感觉到的“光明正大”也只是昙花一现。我事后分析,此时武林机器厂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内部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很可能被夺了权,或他们参加的派系失势而靠边站,有可能是王清文这一派占了上风。
    
     这一年中,虽然也审讯过几次,但无甚进展,只是在原地踏步。1967年3月15日,王清文召开车间大会,宣布将我禁闭反省。
    
     禁闭室位于监舍的东北面,是两座由东向西长方形孤另另的又低又矮的平房,大门距岗楼不到5米。距北面的电网高墙不足3米。平房南北走向,各被分割成10间,满员可关押20人。禁闭室每间长2米,实际宽度仅有60公分,靠墙砌了一张仅40公分宽,30公分高的水泥床,还有20公分宽的可以搁下一双脚的“走廊”,紧挨着门边放一个马桶。平房没有天花板,瓦片直接盖在椽子上,夏天闷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冬天则冷风从瓦片的缝隙里穿过,冻得人浑身颤抖。因为禁闭室是水泥地与水泥床,每年霉季,墙壁与床上都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异常潮湿。平房西侧有一个水塘,两面的水又脏又臭,蚊蝇滋生,每当傍晚时,蚊子便在我耳边盘旋,嗡嗡地叫。我用拍蚊子得到的血,在墙壁上写了好几首诗词。
    
    
    
     20公分宽的走廊
    
    
     40公分宽的水泥床
    
    
    
    
    
    
    
     马桶
    
     禁闭室的门是将近10公分厚的木门,相当于眼睛部位开了一个25公分见方的小门,平时关着。禁闭室虽有电灯,但因曾经发生禁闭人员触电自杀事件,所以电灯平时不开,小门又成天关着,禁闭室里暗无天日,不知是白天黑夜,只有在写材料时,才可以要求开电灯。禁闭室一天只有两餐,中餐与晚餐,没有早餐,一个叫王有财的60来岁的聋子专门送饭。送饭时由监管室主任谭增荣或丁管理员开门并监督送饭的全过程。中午送饭时供应一次开水,可以把开水储存起来,以备24小时之需。
    
     最令人头痛的是,除了蚊蝇以外,禁闭室成了甲虫与蚂蚁的汇集地,倘若吃饭时不小心在地上滴下一滴汤,立刻便会涌进来一大群蚂蚁。平时则蟑螂、马陆(一种小蜈蚣似的爬虫)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甲虫随处可见,夜里甚至会爬进耳朵。
    
     我不知道建造这所禁闭室的人,是否想过“人性”二字?我在电影《红岩》中看到的禁闭室,无论其生活设施与生活空间,都要比我住的禁闭室好得多。
    
     我在生活条件如此恶劣的禁闭室里关了2年10个月,比我关看守所的时间2年4个月还多了半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力竟会如此顽强,在备受酷刑折磨的状态下,居然能够挺了过来,难道真的是有神灵护佑吗?
    
     七、惨绝人寰的严刑逼供
    
     1967年4月10日,原一车间三工段管理员郭小宝接手此案,从此,本案便进入空前惨烈的时期。
    
     开始审讯时,他和颜悦色,要我把此案经过重新叙述一遍,我回答,厂部政工科有此案案卷,可以查阅,他说,现在由他接手,要重新建立,一定要我重述一遍。我不得已只好再重新说了一遍,事后当我核对记录时,却发现他故意把王清文找我谈话,要我写纸条给竺正章这样一个重要内容忽略了。我要求补充,他说。这事我们知道就行了,不必记录,于是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名,他声色俱厉,扳着我的手指强行按了手印。
    
     就在此时,王清文跨进门来对着我狞笑,他对我说:“你们已经被全面包围,正在各个击破,你们的攻守同盟已经彻底破产了。”又说:“所有的口供都是一致的,就是连社会上的调查材料也是一致的。你要知道,你在里面一年,我们在外面也是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这个案件不是那么容易就弄出来的”。
    
     3天后即4月13日,二车间管教干事陆如芳单独提审,我就把3天前郭小宝的审讯笔录回避主要矛盾,并强迫我按手印一事作了申述,他要我写一份申述报告,我就把那天审讯的全过程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述报告。
    
     在我的印象中,陆如芳干事与郭小宝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陆要我坚持实事求是,“事实怎么样,你就怎么说。”郭小宝则从来不提“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每次审讯都要我交代党纲、组织人数等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内容。由于我的态度强硬,郭小宝的阴谋未能得逞。我还强烈要求更换审讯人员,郭小小宝老羞成怒,终于撕破脸皮。1967年10月中旬开始,他便对我进行一连串暴风雨式的刑讯。
    
     绳捆索绑、跪石子滩,吊飞机(双手绑在背后,拉到梁上),长杆撬(我自己取的名字,双手反绑在背后,伸进一根木棍撬住肋骨为杠杆重点,臂膀为支点,用劲将根子向后扳),此时肋骨会咯咯地响,左面撬了再换右面。至于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凡是他们能够想得到的,我都领教过了。武林机器厂毕竟只是一家工厂,没有置备专业的刑讯设备,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不吝使用的。
    
     我在电影《红岩》、《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及当今许多电视剧中,都看到过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刑具,如火烙铁、老虎凳、夹棍、以及古时专门对付女性的桚子之类,不论刑具的惨烈到达何种程度,但一个人的肉体对酷刑所能承受的“阀”都有一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人就会昏死,痛楚也就随着消失。
    
     我不想在垂暮之年,再次触摸那记忆深处的的疤痕,也不愿以细致的笔触去描绘那种撕心裂腑的肉体的痛楚。当那些惨酷的场景一幕幕重新在我面前展现时,我就会全身颤栗,冷汗如注。我不愿旧事重提,因为 我无法承受。
    
     刑讯中,郭小宝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温度一度一度增加,看你这块铁板化不化?”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在这半年中,我总共受刑20次,每次都是在无法忍受的状态下,我把郭小宝提示的一切都承认下来,待到刑讯一结束,我就立刻推翻,游戏就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下去。正如王清文所说的那样,“你确实不大好对付,但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对付你!”
    
     1955年冬,我为温州京剧团排演从浙江昆苏剧团引进的《十五贯》,其中一场戏写苏州知府况钟深夜去见都堂周忱时,援引了一条洪武年间修订的《大明律》:“凡死囚临刑喊冤者,可重推重问”。所以我也幻想新中国的法律比起“洪武律”总要更为先进,更为人性化。此案也许有朝一日会到达检察院,可能会让我获得申辩的机会,我必须要有证据说明我的案件是在刑讯逼供下定的案。所以,在写交代材料时,我自作聪明地在供词上做了手脚,所有的“我”字都没有一点,可以解读为“我一点没有”。但这种小聪明,充其量只是个人心造的魅影,一种绝望中的寄托,无论王清文或郭小宝,他们都十分清楚,这是他们亲手制造的一个假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假的变成真的,千方百计让无中生有的“材料”进入案卷变成“事实”,由此看来,我实在是过于天真了。
    
     不知道当代的读者,读了我的这些文字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只想说明的是,任何人对酷刑所能够忍受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文艺作品总是把一些烈士写成天生的钢筋铁骨,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理想,所以一切酷刑在他们面前都失去了作用。我不愿亵渎任何一位共产党的烈士,更不怀疑他们确实怀有崇高的理想。但我没有任何理想,更谈不上崇高,我只是想维护一个普通人最起码的品格,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假如我这个“为首者”也胡说八道,乱咬一气,真不知道会戕害多少我的“下属”,也可能会有许多人因我的胡说八道而人头落地。
    
     我的招供只是权宜之计,与其在这种死去活来的状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我宁愿选择死亡。即使只是权宜之计,我在写那些“我一点没有”的供词时,总是尽量避免牵涉其他人。
    
     1978年秋,当我终于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回到家乡,我在朋友们面前留下的一句豪言壮语是“任何一家的门槛我都进得去”,意思是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浩劫中,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倒是有那么一两位当年要好的朋友,他们自己觉得没有脸面跨进我家的门槛了。
    
    八、莫须有罪名下的冤死者
    
     在“武林案件”销案至今已经过去40年的今天,当写到这一章时,我竟彻夜无眠,敲击键盘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确信,在本章中提到的这些冤死者,迄今为止也许还没有人为他们申张正义、平反昭雪,也许直到现在,他们仍是黄泉路上奔走呼号的孤魂!我更加确信,我所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可能还有更多因本案而被迫害致死或致残的人,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一、何浩强,28岁,杭州人,因涉嫌书写反动标语入狱,判刑10年。此人原为杭州某中学体育教师,长相英俊,篮球打得很好。在武林案件中被封为“国防部长”。在多次审讯中他拒不招认,还斥之为“荒唐”。被关进禁闭室后,郭小宝曾多次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但他没有一个字符合郭小宝的口径。郭小宝串通监管室主任谭增荣,找来身强力壮的犯人将他捆绑。后来谭增荣有事外出,竟将捆绑达6小时的何浩强忘记,傍晚时,丁管理员清点人数时才发现人已昏死,经急救还阳。终因捆绑时间过长,导致股动脉血流受阻,神经坏死,大腿与小腿肌肉萎缩,变成跛行。1969年他与我被同时放出禁闭室,我亲眼看到他已不会走路,被人抬了出来。
    
     二、丁珊美,宁波人,35岁。解放前曾任奉化县公安局特务股长,因历史反革命罪判刑15年。丁曾告诉我,宁波奉化一带解放前毒品泛滥,海洛因、鸦片大都从海上走私,方法层出不穷,公安局为打击毒品蔓延,专门成立特务股,主要业务是查禁毒品。新中国成立后,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国民党特务骚扰,因丁珊美是公安局的特务股长,就被误认为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而被判处重刑。丁珊美原是京剧票友,擅长梅派旦角,是省一监京剧队的主角,我曾看过他演出《戚继光斩子》一剧,1963年秋与我一起调入武林机器厂。我在50年代中期曾任温州京剧团导演,略懂一点梅派艺术,所以与我有过一些交往,话题主要是探讨京剧艺术。他在本案中被封为“文化部长”,王清文组织一些犯人中的人渣,多次对他轮番批斗。丁珊美性情刚烈,在不堪忍受的境遇下投水身亡。
    
     三、冯贻玉,留场人员,我与此人没有任何交往,只知他是一车间著名的技术革新能手,曾多次受到厂部表扬,曾向一车间全体犯人操作者介绍技术革新的内容与经过,所以对他的长相还有一点粗略的印象。可能因他在无线电方面颇有心得,在本案中被封为“通讯部长”,被诬为我传递消息,用密码联络暗藏在新疆与四明山游击队,要他交出密码。在遭到多次批斗申诉无效的情况下,伺机在临平车站卧轨自杀,年仅26岁。
    
     此事曾在临平掀起轩然大波,他是在列车进站时卧轨的,故目击者极多,据说在他身上还发现要求申冤的遗书。由于此事影响太大,有关方面宣布他是“自绝于人民”。
    
     四、单杏云,此人印象我已极为淡漠,也想不起他的长相,只知他是二车间牛头刨操作者。关于他的死亡原因,都是来自第三方的转述。初时他以吹捧反革命集团头子沈沉“有学问”而被批判,继而要他交代与沈沉所进行的反革命勾当;后来又有人检举他赞赏某一干部家属漂亮,被认定有企图强奸嫌疑,批斗围攻随之升级;在审讯中态度生硬,甚至谩骂顶撞郭小宝。一次在审讯中被捆绑后一头撞向郭小宝,郭急闪开,单杏云一头撞在墙角处,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五、徐景泉,20多岁,绍兴市人,长得眉清目秀,不擅言词,说话轻声细语,与人交往也不多。其父当过保长,在镇反时被枪决,他的身分是“反革命余孽”。初中毕业时成绩优异,因成份原因,中考时未被录取。他为此不满,散发传单,攻击党与政府,判刑12年。他原与本案无涉,也从未有人怀疑到他。他的死据说是“自取灭亡”,我被关在禁闭室,一工段召开犯人大会,号召对我展开检举揭发,于是各种天方夜谭式的材料不断涌现。他对此颇有微词,在小组发言时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真的一样,其实都是胡说八道!”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抗检举,岂能容得?立即对他进行批判。这时,犯人中已发明出90度挂砖(弯腰成直角,脖子上挂上绳子系着的两块砖头)、跪石子滩(令被批斗者跪在铺满有棱角的小石子的地上)倒栽葱(令被批斗者双手着地,脚被绳子悬着吊在梁上)等稀奇古怪的刑罚。徐景泉不堪忍受,曾三次自杀未遂。最后一次用玻璃片割破腕动脉,鲜血流到下铺时才被人发现,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
    
     六、胡明华,28岁,温州市人,因窝藏反革命分子被判刑5年,刑满戴反革命帽子留场,是二车间铣床操作者。他高中毕业,曾参加温州市文化宫管乐队演奏黑管、萨克斯等乐器。我听人说起过他的的名字,但一直无缘谋面。他为何被关进禁闭室,事后的传说有多个版本:一说他猥亵幼女,但此说比较渺茫,无法求证;另一说他是二车间另一场员孙牧青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孙牧青因为也是温州人,所以将他并入武林案件共同审理。希望能从中找出与我的联系,但未有结果。据说胡明华因企图逃跑而被关进禁闭室,审讯中拒绝交代与我的关系而加戴脚镣。他关在我的后排2号,因声音传播不畅,不像我们这一排可以自由交谈。故我们都不知情。
    
     胡明华聪明绝顶,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把禁闭室木门的大锁弄到手,用小钉子撬去焊锡,将锁内的钢珠倒出,将锁原样挂回木门。夜深人静之时,他通过门上的小门将大锁拿住,用铁丝打开锁,然后又将禁闭室的门打开,但禁闭室还有一个大门,他却无法弄开,正在撬弄之时,被岗楼哨兵发觉,将其擒获,发现脚镣已被他打开一支。谭增荣怒气冲冲赶来,将其倒挂在禁闭室内,半夜过后,禁闭室的人都听到他大喊数声“天地不容!”后来 就没了声响。次日上午王有财送饭时,发现胡明华撕碎被单,自缢而死。
    
     七、秃顶,文成人,50来岁,农业队犯人,因他有明显的秃顶生理特征,大家都叫他秃顶,反而把他的真实姓名湮没了。文成县是中国有名的侨乡,他有一个女儿,解放前随亲戚去了新加坡,后又到台湾,嫁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60年因内地饥荒,女儿通过关系,想把大陆唯一的亲人父亲接到台湾一起生活,已联系好船只准备偷渡,被海上武警截获,以特务嫌疑下海投敌判刑10年。1967年,曾有犯人检举说他曾与沈沉秘密接触,武林案件中的犯人暴动成功后,将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准备船只接应,一起逃亡台湾。由于他确有前科,检举材料又说得有鼻子有眼,他便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将他押到一车间轮番批斗。
    
     秃顶是文成山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读过书,只认得百来个字,只知道面向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种庄稼,连温州都未到过,只会说当地方言,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审讯时便叫了一个文成籍的犯人充当翻译。在郭小宝的授意下,这个担任翻译的犯人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居然承认他受我的指使,通过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与台湾联系,届时从洞头海岛偷渡到台湾。秃顶完全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地在笔录上画了押。
    
     由于秃顶本人已“承认”与沈沉勾结的事实,成了武林案件1967年的一项重大突破,还因此株连了两个文成老乡(据说其中一个是留场人员)。秃顶得悉自己无端遭人陷害,不由火冒三丈,伺机用石头把那检举人的脑袋砸了一个大窟窿。这又增加了一项行凶报复罪,他被戴上脚镣关进禁闭室。
    
     他关在我的后排,对他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更没想到他是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下属”。半个月后他在禁闭室内死亡,他被抬出禁闭室那天,禁闭室大门口好像聚集了好多人,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关于秃顶的死因,一直说法不一,有说他是绝食而死;有说他是撕碎被单自缢而死;还有说他被打伤后伤口感染化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
    
     武林案件销案后,曾有人告诉我说,因受我牵连在审讯过程中非正常死亡的约有10多人,当时我没有刻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就记忆所及,仅有以上7人。至于因伤致残的或一个时期内肢体障碍的也有10多人。我从出狱后3年,左手手臂都不能举过头顶。
    
    九、王中兴的闹剧
    
     二战时期,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屠杀了2 百万犹太人,各集中营都建有焚尸炉,德军把犹太人驱赶进一个特设的房间,打开一氧化碳阀门,将他们全部毒死。就杀人的方式而言,这种方法应该算是比较人道的,临死之前没有遭受人为的精神或肉体的折磨。假如必须从众多的死亡方法中选择,我想,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些人,都会选择纳粹。可悲的是,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关在禁闭室,对外面车间、监舍的情况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武林机器厂的一些犯人受本案牵连,正在遭受空前的磨难。
    
     由于“文革”期间的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武林机器厂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使得王清文、郭小宝得以集中精力与时间来进一步制造假案。在监舍,以车间或工段为单位,几乎每天都要开批斗会。这时,犯人中已发明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刑罚。如90度挂砖、跪石子滩、倒栽葱之类,至于绳捆索绑、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开批斗会,那些被指定的监管对象也不会有安宁的时间。每一个监控对象都会指定一个监管人,一天到晚跟着他,绝不允许他有单独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倘有违犯,监管人可以任意处罚,甚至故意刁难,不准小便而造成尿裤。整个监舍处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从早到晚,撕心裂腑的惨叫声、断续低沉的呻吟声、痛苦的哀号声、哭喊声、求告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在武林机器厂的上空回荡。
    
     为了酬劳指定的监管人,王清文经常召集他们开会,开会时每人一杯糖水或一把花生米,便是对他们的奖赏。
    
     王中兴的例子虽然不是很典型,但却有几分滑稽,可以看出王清文为了制造这个假案,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王中兴,32岁,温州市区人,无业,以诈骗罪判刑三年,在乔司农场劳改时逃跑,流落新疆3年后被抓回,加刑2年。后调来武林机器厂,留场在运输队已有2年。1968年春节后,王中兴被关进禁闭室,住在我这一排的10号。
    
     由于我经受过严刑的考验,扪心自问,我的性格似乎也起了一些变化,不似先前那么耿直与率真,甚至多了些许狡猾,凡事多留一个心眼。王中兴进来的第二天,此时禁闭室这一排只有我们二人,于是我们就展开对话。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张平,是四车间劳改犯,因偷窃被关。
    
     我们之间的对话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择要记录一些,以见一斑。
    
     王:“一车间有个犯人叫沈沉你认识吗?”
    
     沈:“听说他是温州人,但没有见过面。你认识他吗?”
    
     王:“当然认识,我们在乔司农场时曾经在一起。”
    
     沈:“你说的那个沈沉有什么新闻吗?”
    
     王:“有啊,他组织了一个很大的反革命党,还叫我参加他的党,他说,他在新疆有一 支游击队,队长就是石河子农场的老钟,这个老钟我也认识,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沈:“你为什么关进来?”
    
     王:“我被一车间的主任王二麻子骗了,他要我检举沈沉,我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全告诉他了,过了两个月,他说我不老实,就把我关进来了。
    
     对话到此,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基本清晰,王中兴导演了一出闹剧,牵着王清文的鼻子转了一个大圈,后来发现他被王中兴所戏弄,于是老羞成怒,将他关进禁闭室。
    
     调到蒋堂农场后得到的资料证实,王清文曾在全体留场人员中搜寻,凡是温州人,都要进行审查,以甄别与沈沉是否有瓜葛。王中兴是个毫无头脑也根本不知利害的浑小子,平生以吹牛与哄骗为能事,外号“哈比兴”,温州话的意思是“牛皮大王”,谁知这次吹牛却吹出了大问题。请他加入反革命政党的那个沈沉就关在他的旁边,他却浑然不知,还要大吹特吹。王中兴流落新疆时,曾在石河子农场场部做木工,曾因偷窃被一个姓钟的管理员抓住,吊了一个上午。王中兴因此对他怀恨在心。正好王清文找王中兴谈话,说沈沉在新疆有一支游击队,要他检举揭发,王中兴就顺水推舟嫁祸于人,他根本不知道这样胡说八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但在王清文看来,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材料,岂能白白放过?便令郭小宝在天寒地冻的11月间专程前往新疆调查。郭小宝大约也是在犯人群中作威作福惯了,居然直接去找农场的政治部主任,直接指出钟某人是武林机器厂在押犯人沈沉指挥的游击队的队长。政治部主任一听,勃然大怒,说小钟是我从部队亲自带过来,他是反革命游击队队长,那我们是什么?命人将郭小宝等3人逐出石河子农场。
    
    
    十、“抬老三”的下场
    
     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论争,圣贤们的口水战已经打了两千年,最终依旧成为公婆之理各说各的。依我数十年来的人生体验,觉得人性的铸就都是先天的,善者自善,恶者自恶,换言之,好人或坏人,似乎是在娘肚子里就已经定型了。
    
     武林机器厂的监舍距厂房只有一墙之隔,按其设计规模,约可容纳五六百人,但目前不到200人。监舍只有两位管理人员,一位是谭增荣,大家都叫他谭主任;另一位姓丁,大家都叫他丁管理员。监舍围墙四角有哨位,日夜有武警值班守卫,但不参与管理。在监舍里,犯人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谭、丁二人。
    
     如果要给这二人贴上善与恶的标签的话,那么,丁管理员可算是大大的善人,而所谓的谭主任则是绝对的恶人。
    
     这里说的好人或恶人,只是犯人眼中的标准,是依据他们对待犯人的态度来划分的。丁管理员整天笑眯眯,像一尊土地菩萨,没有一点干部架子。我在这个监舍待了将近4年,从未见他动过怒,犯人们有了争执,甚至打架骂娘,闹到丁管理员那里,他就会说:“咋了?咋了?吃饱了撑的?嘿嘿嘿……”于是,所有的纠纷也就平息。甚或犯人做错了事,或毁坏了公物,到了他那里,能遮掩就遮掩,有时干脆装聋作哑,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不了了之。
    
     说谭某是恶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要把犯人的痛苦当作愉悦自身的节目来欣赏。他是个虐待狂,在他值班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他大呼小叫,他就是要从对犯人的虐待中找到人生最大的乐趣。由于此人实在太恶,犯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抬老三”,在浙北的吴语流行区,“谭”与“抬”是一个音(dei),“抬老三”是杭州、绍兴一带对以抬棺材为业者的称呼。
    
     “抬老三”在监舍管理中对犯人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一次,正是开晚饭时间,他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巡视,看到一个新来的犯人吃蕃茄时把蕃茄皮吐在地上,他先是不动声色,等到那犯人吃完了,他立即声色俱厉地命令那犯人把地上的蕃茄皮检起来吃掉。这些蕃茄皮已经和垃圾搅和在一起,而且上面还停了一大堆苍蝇。那犯人死活不肯吃,他立即叫来几个身强力壮的犯人,把那新犯人按倒在地,抓起地上的垃圾硬往他的嘴里塞……另一次是数九寒冬,朔风凛冽,犯人夜里下工回来,没有热水冲澡,钳工车间的人用冷水洗了洗手也就算了,但翻砂车间的犯人满身是砂子,只能脱掉衣服冲冷水。也许是天气实在太冷,那犯人端脸盆的手冻僵了,脸盆不慎跌落地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抬老三”勃然大怒,不许那犯人穿衣服,光着身子在寒风中冻了半小时。还有一次他因此还闹出人命:一个犯人种麦子浇肥料时,不慎把粪泼在田埂上,他硬是命令那犯人把种下去的麦子从地里挖出来吃到肚子里,那犯人不敢违抗,只得照办。不想到了晚上,麦子在他肚子里发酵,胃肠极度膨胀压迫肺部与气管,造成物理性窒息,等同室的犯人慌慌张张把他抬到医务室时,已没有了呼吸。
    
     我有两次惨遭他的毒手,他为了协助制造“武林案件”的审讯员逼供,把我从禁闭室里提出来,那时我拖着25斤重的脚镣,走路十分艰难,加上长期禁闭与营养不良,浑身已没有一点力气。他叫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犯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是犯流氓罪的章柏材,还有一个叫不来名字。这二人如凶神恶煞般将我按在地上,用一种浸过桐油的麻绳把我捆了起来。这种麻绳表面光滑硬朗,捆人时间久了能嵌进皮肉,造成肌体坏死。章柏材虽然流氓成性,但对我一向不错,我有什么吃的也总会给他一点。当他捆上我右膀时,我就有一种钻心的痛,不自觉地大叫一声,章柏材居然手下留情,双手一滑,麻绳顺势松开了一些,还好“抬老三”没有看出来。这一捆捆了4个小时,才被丁管理员叫人解开。
    
     事后我才知道,一个叫何浩强的犯人,也是“武林案件”的受害者,“抬老三”叫人将他捆绑了6个小时,因捆绑时间过长,血液循环受阻,导致右腿神经坏死,肌肉萎缩,变成跛脚。
    
     我与这个姓谭的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他为什么老是要将我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见我如此捆绑之后,居然毫发无损,于是又一次借端生事,把我从禁闭室里放出来参加砌墙脚的劳动,命令我把石头搬到墙边去。我拖着如此沉重的脚镣,怎么可能搬得动脸盆大的石头?他就说我出工出力,叫那些正在砌墙的犯人把我捆起来。
    
     第二次捆我的人不是章柏材,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但我还是用足了平生所有的力气拚命反抗。捆人的人用膝盖顶住我的后背,把我的两个肩膀向后拉,我就拚命向前挺,他最后还是把我捆得结结实实。这一捆就是4个小时,任凭我呼天抢地,就是没有人理我。
    
     这期间,文化大革命在武林机器厂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厂里的造反派已逐渐夺取厂的领导权。恰好这时造反派的头目来巡视监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立即前来查看,见到我满身虚汗淋漓,眼珠翻白,马上命人把我的绳索解开。总算是苍天有眼,我命不该绝,躲过了这一劫。但我的左胳膊已经落下残疾,在出狱后的三年中手臂都无法举过头顶。
    
     此后的两个多月都没有见着“抬老三”,每天到禁闭室送饭开门的都是丁管理员。我似乎有一种预感,这家伙肯定出事了。
    
     一天下午,禁闭室关进一名场员①,他带来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抬老三”死了!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可以肯定,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场员中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亲眼见过“抬老三”的尸体。
    
     武林机器厂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管教人员,属公安干部编制;二是武林机器厂被公安厅接收变成劳改单位之前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三是1963年招收的一批新工人,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是省公安与政法部门的干部子弟,是该厂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四是戴帽或不戴帽的留场人员;五是劳改犯。
    
     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这批新招收不久的工人,都是留场人员或犯人的徒弟,虽然师傅与徒弟的政治身份不同,但为了学到技术,徒弟对师傅还是非常尊敬的。这些留场人员与犯人,多数都吃过“抬老三”的亏,对他恨之入骨。“文革”一开始,这个人人切齿的“抬老三”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
    
     据说“抬老三”还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就参加四明山游击队。他们游击队的一个女联络员被反动派逮捕杀害,曾有人怀疑是“抬老三”出卖了她。这个历史问题一直挂着没有下结论,历次政治运动都要被提出来查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这个老干部才没有获得提拔与重用,也许这就是他心灵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
    
     “抬老三”经过几次批斗都没有什么进展,这次造反派下了狠心,把他往死里整,用铁丝将他的两个大姆指捆住拉到梁上,这个体重90公斤的大胖子,如何经得起如此这般的折腾?手指、手腕当场脱臼,他实在无法继续承受如此酷烈的肉体折磨,当天晚上,他找了一根绳子悬梁自尽,等到有人发现他时,已经气绝半个多小时了。
    
     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武林机器厂的犯人们中间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抬老三”的大名叫谭增荣,但最终并未为他增加任何荣誉,反而死于非命,难道不是恶人的报应吗?
    
    十一、从翻案到销案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刮起了一阵翻案风,平反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我出狱后的1978年至1980年的一年多点时间内,在我所住的那个小区,我竟莫名其妙成了写翻案申诉书的专业户,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来登门求助,经我的手写的翻案申诉书不下百来份。导致我被判刑10年的“下海投敌集团”案,我也得到一份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的判决书,结论只有4个字:“宣告无罪”。
    
     如此紧锣密鼓铺开的“武林案件”最终未能按照王清文的愿望结案,他所咬牙切齿多次宣布“一定要杀掉”的沈沉也没有被明正典刑,令一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感到失望。但归根结蒂,此事没有朝着王清文意愿发展,并非是他的努力程度不够,更不是他的上级机关明察秋毫,识破他的造假阴谋,“武林案件”无果而终,纯属意外。
    
     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毛泽东为了加强个人独裁统治,残害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早在1966年初,斗争的矛头就引向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总长罗瑞卿(兼公安部部长),以及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66年12月12日,在江青策划和支持下,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2万人大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时进行批斗。1967年4月,谢富治还发表了一篇火药味极浓专门针对罗瑞卿的讲话。据说,浙江的武林机器厂就是罗瑞卿亲手扶植的一块样板,必须将它夺回并消除影响,处理结果是,武林机器厂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原先的干部一律靠边站,撤消其监狱属性,准备移交地方管理,原有的犯人与留场人员分别调往各劳改农场。1969年5月3日,丁管理员带了几名军人,打开禁闭室将我放出,除去脚镣,当天下午,一行劳改犯在军队押送下,趁火车到达蒋堂农场,我被分配到下汪中队。
    
     “武林案件”究竟牵涉了多少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案件的形成方式,与1959年以来的农业放卫星有点相似,例如,李秀峰杜撰出几个人,那几个人在王清文的威胁利诱下又胡乱咬出几个人,如此这般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延伸到留场人员、劳改干部乃至社会上的一些人士,总数约有130余人。
    
     从武林机器厂调到下汪中队的劳改犯约有50多人,都是与武林案件多少有点瓜葛的人,分为明显的两大阵营,一边是受害者,另一边是迫害者或因曾经参与迫害而受益者。所谓受益,其实非常虚妄,因为这些人在王清文的蛊惑、利诱下,许以减刑、立功等奖赏,对另一些人虚构材料栽赃陷害。这些陷害的材料只有在武林机器厂才可能有生存空间,因为他们有王清文的庇护,如今脱离了王清文的保护伞,这些曾经捏造材料害人的人,便觉得岌岌可危自身难保,尤其是发生了李秀峰在一天夜里被人打伤,更使这些曾经被命名为“劳改积极分子”的人,唯恐大祸临头,纷纷反水,主动推翻昔日在王清文授意下所写的材料,而受害者也借此机会纷纷揭竿而起,向队部呈递报告,详述此案的来龙去脉。最令人瞠目的是,本案中的关键人物李秀峰、梁世辉、陈礼茂等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反戈一击,甚至把王清文、郭小宝等如何教他们串通口供的内幕也抖了出来。
    
     王清文不愧是老奸巨滑,从武林机器厂调往下汪中队的犯人,其案卷并未随同犯人一起移送,他仍然把“武林案件”的案卷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下汪中队干部对这些犯人中隐藏着一个如此庞大的反革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但这么多人推翻自己作为证词的供述,却引起下汪中队干部的深思,他们向场部反映情况,要求场部出面交涉,将武林厂将案卷移交过来,由他们进行甄别审理,但武林机器厂却迟迟未能将案卷移交,王清文仍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总名“一打三反”运动。此时形势骤然紧张,所有的监狱都展开检举揭发运动,我又被当作重点监管对象戴上沉重的脚镣。
    
     当王清文得悉自己一手扶植的那些“劳改积极分子”纷纷反水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两次派郭小宝前来下汪中队,专门找李秀峰、梁世辉等谈话,对他们进行威胁利诱,这一连串反常的行动引起蒋堂农场干部的警觉,认为其中一定大有文章,便成立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与此同时,在浙江省劳改局的过问下,王清文不得不交出那些漏洞百出的案卷。虽然“一打三反”运动来势凶猛,但武林案件毕竟是一个人为痕迹十分明显的假案,短短的几个月,此案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
    
     距1971年春节还有七八天,蒋堂农场在下汪中队召开全体劳改犯大会,会前半小时给我打开脚镣,会上宣布“武林案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给予销案。我因“下海投敌”一案被判刑10年,刑期自1960年8月23日开始起算,因“武林案件”之故,已超期一年多。会上宣布将我释放,戴上反革命帽子留场继续改造。当天我就办理了出狱手续,并补发了一年多的工资,缸窑场员中队来了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场员,推着一辆独轮车把我接到缸窑。
    
     “销案”一词,也许是那时候创造的一个名词,因当时的执政理念似乎还背着“英明伟大正确”的沉重包裹,不可能有勇气承认这是一个错案,更不可能承认是国家工作人员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迫害。不管怎么说,销案毕竟让我从王清文的魔爪下得以逃生,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在40年后对此案进行道义上的清算。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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