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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徐水良
(博讯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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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根本上思考基础经济理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了                     2005-12-22日

     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包括这里争论的吴辉先生和郎咸平先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解释、理解和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这种情况,有国际因素,即与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本身存在很多谬误,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往往颠倒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往往变成一些经济动物,因此既不能理解经济,更不能理解社会,这样一种国际情况有关。 (博讯 boxun.com)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能,也不敢去揭示,中共专制下的中国经济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及其专制政治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也好,新法治主义也好,往往只是沦为专制的奴婢。成为专制的左手和右手,新自由主义是专制的右手,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需要时的吹鼓手和帮凶;新法治主义是其左手,维护其旧秩序旧统治需要时的帮手和帮凶。这两只手有时也打架,但没有一只手代表正确。

    因此,前一段时间,国内发生了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人的争论。有人说只有几个,有的说更多。但其实,目前的情况,恐怕这个几个的争论仍然是高估了。一般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少,可以说有一大批,他们大多也不甘心当专制的奴仆,很多人做学问也认认真真,他们的人格也值得尊敬。他们本该是一些很不错的学者。但问题在于,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去引导他们。旧的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包括大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错误,其他的经济学往往也包含相当谬误。再加上大家不能,也不敢去揭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所以,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揭示,解释和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这也就毫不奇怪。

    笔者曾经孤单一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在监狱中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中国的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必须先搞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经济改革,不要盲目匆忙搞私有化。不能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盲目匆忙搞私有化,必然成为官僚太子党的对社会财产的掠夺,中国的改革必然会走上邪路。批评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说法完全错误。(实际结果是这种经济改革为政治改革制造了一个官僚太子党抢劫掠夺集团的巨大阻力,使政治改革越来越远。)包括九十年代末期在海外电台上发表的《中国改革简纲》以及其他一些文章在内。但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赞同或支持这种观点。

    现在,是中国经济学界认真思考根本问题的时候了。首先是创造新的基础理论:批判经济决定论,根据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重新审视旧的、大多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最后创造出新的基础经济理论。然后,是根据这种基础经济理论以及其他新人本主义理论,认清中共专制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问题,找出解决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经济及社会理论和策略。当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中国的经济学,也就从总体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2005-12-22

从郎咸平事件到国有企业改革新突破

    吴辉

    原文按语:2005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如火如荼的时候,郎咸平的落选再次成为广大网民的关注焦点,中国青年报、深圳商报等知名媒体都公开发表文章,对郎咸平的落选表示不满和落寞,这种情绪旋即在互联网广为传播。就在此时,有学者在网上撰文高调反击郎咸平,指责郎咸平“无知到了极点”,并且将其与“芙蓉姐姐”并列——http://bbs.bokee.com/p832696.html

    从郎咸平事件到国有企业改革新突破

    《东方瞭望周刊》和《南方都市报》发表关于郎咸平的文章是在2004年9月2日,笔者在9月5日看到这两篇文章,当即一阵狂喜。然后呆在办公室整整2天,写了一篇《郎咸平,我会让你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逐一的驳斥。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断言,“郎教授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次他一定不会成功,如果他失败,那也不过是他个人的失败,而不会是国家的失败”。两个月以后,被网民高调推荐的郎咸平落选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证实了笔者的断言。

    笔者的文章在博客中国贴出以后,不断被转载,因此也不断有人写信来骂我。一位气急败坏的网民在给我的信中,一口气写了105个“你他妈的真不要脸!”,然后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么“网愤”远远没有平息,最近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的文章《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文引用中国青年报所作的一份调查,把主流经济学家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底谁对谁错?到底是谁站在学术的立场?看来这些问题还非澄清不可。个人毁誉事小,国家利益事大。郎咸平事件的要害在于,如果不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说清楚,改革将会迷失方向,最终危及国家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影响民族的兴衰。

    一、郎氏主张的战略性错误

    郎咸平受到很多网民的追捧,为什么?因为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指责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席卷国家财富”。显然,是因为郎咸平为大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找到了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这样具体的发泄对象,所以招致了网民的追捧。

    然而郎咸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建设性的结论呢?他的结论是,“我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见范无盐:《追问郎咸平你要为民企指明什么道路》,载《东方瞭望周刊》2004年9月2日)

    这个结论注定郎咸平要栽跟头,因为这是一个致命的谎言!

    国有体制本身肯定有问题。

    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恰恰是“国有体制本身”的问题,才是导致社会不公的真正元凶!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国有企业从银行借钱不还,达到数万亿的水平!而李东生的股份不过6.1亿,6.1亿与数万亿,谁更具有掠夺性?谁才是造成社会不公的真正元凶?况且,李东生的6.1亿还不全部是掠夺,甚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财富的创造者。

    前不久人民大学教授周业安批评在香港上市的建设银行是“人造美女”,因为国家财政曾在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向四大银行注资2700亿元充实资本金;2004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和建行。所以为了把建行改造成“美女”,政府前后大约花了4600亿元人民币。

    大家注意,政府的钱其实就是民众的钱,“政府花了4600亿”其实就是花了民众4600亿。这里的戏法是怎么变的,让我们分析一下4600亿的来源就知道了。

    首先,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是怎么回事?国债就是国家所借的债,国家的债靠谁来还?靠公民的税收来还。笔者每年给国家上交数万元的税,其中就有一部分被用来充实建设银行的资本金了。如果不是因为建设银行的效率低下,笔者就可以少缴税,就可以多睡几个懒觉。所以因为建设银行的人睡了懒觉,这一损失通过税收机器一转嫁,就变成了让很多跟笔者一样诚实劳动的老百姓不能睡懒觉,这就是2700亿元财政注资的利益关系!

    另外就是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3700亿人民币,怎么来的?我们在车间里一锤子一榔头敲打出来的机器,卖到欧洲,换回花花绿绿的洋钱,打到中国银行的户头上,这中国银行就把人民币换给我们。大把的洋钱就这样被储存在外汇储备局的金库里。

    人民银行给中行和建行(为方便叙述,以下将“中行和建行”中的“中行”略去)“注入”450亿美元,凭什么?他们凭什么拿我们的血汗钱去“注入”给建行?

    人民银行说,我不是给了你3700亿人民币吗,你拿着这些钱到农民、矿工那里去买饭吃啊!

    不错,出口商因为得到了3700亿人民币,所以对450亿美元的去向不会再有意见,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出口商的3700亿人民币最终还是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负担。

    如何转化呢?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建行的人流血流汗挣出了3700亿元,存在人民银行帐上,那么建行在挣这3700亿元的时候,就同时创造了3700亿元的实体财富,现在他用这3700亿元来购买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购买力是有实体财富为依托的。而如果这3700亿元是人民银行印出来的,建行在使用这3700亿元的时候,之前并没有创造与此相当的实体财富,那么建设银行使用这笔钱就不能是“注入”而应该是“借款”。借款要还,也就是说,建设银行以后必须创造出3700亿元的实体财富来回笼其花掉的、已经流向社会的3700亿元货币,并且以此偿还它从印钞机(人民银行)所借来的3700亿元负债。这样,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与实体财富总量才会保持平衡,通货膨胀因素才能被消除。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钞票只是一张借条,钞票发行就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实体财富的负债。将向印钞机的“借款”变成“注入”,其实质就是借国民的钱不还。如果大家都像建设银行一样,不创造实体财富,而去使用印钞机“注入”的钱,那这个社会上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实体财富的就会越来越不够用。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社会不公便由此而来,农民和矿工给社会种粮食、挖窑子,辛辛苦苦挣到了3700亿元,因为这3700亿是印钞机印出来的,并没有现成的实体财富作为其购买力的依托,那么矿工和农民拿着这3700亿元人民币,还不能立即享受,而是必须代替建设银行创造新的实体财富,来供彼此相互索取。

    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和矿工所创造的总财富是10000亿,那么其中有3700亿元是无偿贡献给了建设银行,剩下的6300亿元才能供彼此相互交易,6300亿元的实体财富支撑10000亿元的货币,物价上涨58%。这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通货膨胀,也是印钞机攫取社会财富的奥秘。笔者的一位同事5年之前差5万元买不起房子,拼命工作5年积蓄了10万,结果还是差5万元买不起房子,因为通货膨胀,房价涨了,他这5年白白给印钞机工作了。

    将“国债”与“注入”相加,我们看到,因为建行的效率低下导致注资,导致了对广大农民和矿工的掠夺。掠夺的数字是4600亿人民币;掠夺的方式,第一是课税,第二是印钞。

    建设银行的效率低下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紧紧相连。而比起整个国有企业数万亿的不良贷款来,建设银行的4600亿元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而且国有企业的掠夺方式也更加明显,那就是明目张胆地借钱不还。建行和中行掠夺的450亿美元,是印刷了3700亿元人民币给建行和中行,然后它再用这笔钱和出口商的450亿美元进行了一次交易,这里转了一个弯;而国有企业的借钱不还,则是直通通地将钱从印钞机上提出来,弯都不拐就直接“贷”给了国有企业。

    至于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回答。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建设银行成为“人造美女”、国有企业数万亿的不良贷款等等事实,已经传达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那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造成了对行政垄断和银行贷款的依赖。而行政垄断与银行烂帐,则直接导致了最大的社会不公。

    郎咸平的粉丝们,就这样被郎咸平忽悠了,把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发泄到了李东生、张瑞敏和顾雏军的身上,而造成社会不公的真正元凶,那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有体制本身的问题”,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中国,那些浅薄、庸俗甚至是恶俗的东西往往大行其道,譬如还珠格格、超级女声、芙蓉姐姐与郎咸平。

    二、新自由主义还是新法治主义

    国有企业的本身肯定有问题,但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说清楚里边的问题。高明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也只是提到了“国有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通俗地说,就是用别人的钱做企业不用心。

    其实我们可以把问题说得更严密一些,不能用“道德”、“主义”这些人文的概念来说事,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就搅成了一锅大糨糊,相互谩骂一通收场。

    笔者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华嵩先生长期研究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利用物理学的概念和范畴,如时间、空间、不可逆性、不确定性、非线性作用、负熵流、自组织等,来阐述经济系统的进化和演变。笔者最近出版的《资本人格化——从郎咸平事件到国有企业改革新突破》一书,就试图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从物理学的高度进行阐述。

    物理学适用于经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显然是没问题的。地球诞生于宇宙大爆炸,人类诞生于太阳能的耗散,既然人类的本身都是一个物理学的产物,经济学只是物理学的一个子系统,那么人类的经济活动显然不能超越物理学的规律。只是目前的经济学界对经济现象中的物理学规律,如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和自组织行为等等,还知之甚少。

    当然,要用物理学的方法严密地表述经济学的内容,不是在这篇短文里说得清楚的。但我们可以打一个通俗的类比。譬如,《协同学》的创立者哈肯教授曾经作过一个试验,就是把青蛙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切断,一开始青蛙看到的图像是倒过来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青蛙又能看到正确的图像了。为什么呢?哈肯教授的研究表明,青蛙眼睛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的发育,遵循“试探——反馈——自催化”的机制,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看到正确图像的神经,才能被迅速催化,主导青蛙的视觉,而那些看到错误图像的神经,则被抑制不能发育。所以青蛙的视觉神经在被切断以后重新发育,依然能很快看到正确的图像。

    “试探——反馈——自催化”的自组织机制广泛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譬如深海里的鱼眼睛是瞎的,就是因为鱼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因为没有“刺激——反馈——自催化”的机制,而根本不能发育。聋子一般都成为哑巴,不是因为说话的器官有问题,而是因为“刺激——反馈——自催化”的循环断了。中国人学英语特别难,也是因为没有相应的语言环境,缺少“刺激——反馈——自催化”的机制,大脑的语言中枢很难发育。

    那么,经济系统的进化其实也遵循“试探——反馈——自催化”的自组织机制,沈华嵩先生认为,经济系统的催化剂,就是货币。也就是说,谁得到了货币,谁就得到了“能量”,谁就可以自发地催化自己的生产方式。

    怎么样得到货币?那就得服务消费者。你生产出了价廉物美的商品,消费者就用货币给你投票,你得到了货币,就可以扩大你的生产,生产出更多、更低廉的商品。你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不好,成本太高,消费者不给你投票,你就挣不到钱,你的生产方式就会被自发地淘汰。那么显然,消费者的投票,就是在自发地催化那些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并且自发地淘汰那些效率低的生产方式。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这种自然选择现象,被哈肯教授称之为“泛达尔文主义”。

    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消费者投票”的自然选择中,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没有投资自主权,不能随机地、敏捷地“试探”消费者的喜好,从而有效配置资源;第二,分配必须经过官员批准,挣钱的项目、方式不能得到自然的货币催化。所以,国有企业在“追逐消费者意志”的游戏中,就不可避免地迟钝和效率低下,最后,整个产业结构都会变得背离消费者意志。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一直的做法,就是放权让利,就是将投资权和分配权完全下放。可是,投资权和分配权完全下放之后,企业还是国家的吗?名义上是,但实际控制权却落入了官员的手中。说起来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全民”成了汉献帝,官员成了曹操。

    那么官员控制企业有什么不好?第一是权力介入市场,造成行政垄断;第二是当其经营不善的时候不能被自然淘汰,因为有银行贷款支撑。优不胜劣不汰,经济效率自发进步的自组织机制还是被破坏了。这也就是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造成了对行政垄断和银行贷款的依赖,造成了最大的社会不公。

    要使国有企业摆脱行政依赖和贷款依赖,唯有实行资本人格化,也就是将其产权量化给自然人。自然人不可以动用政权公器搞行政垄断,也不可能借银行的钱不还。它只能靠创造客户价值生存,那才是真正的效率之道与公平之道。

    2003年9月26日,在“中国企业文化年会——长沙远大行”的一场论坛上,北京大学张维迎、万科集团王石、慧聪国际郭凡生以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等人,都发表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看法,那场会议是笔者给他们做的记录。王忠明博士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一语道中问题的根本。他说:

    “将近25年的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一直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改革措施此起彼伏,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的改革激情,但最终是倦鸟归林,望洋兴叹……今天的国企改革,进入到了一个你绕不开产权改革的现状,我们二十多年始终都想绕开产权改革,放权让利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想绕开产权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绕不开它,徒劳的努力只是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我认为,国企的产权清晰,要从原来的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所谓的‘产权清晰’,逐步变成归属于自然人的产权清晰。”

    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实力。

    反观郎咸平的表现,实在是滑稽。“民营企业具有掠夺性”、“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等等。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无知到了极点。

    “掠夺性”指的是损人利己,是需要法律来规范的,民营企业具有的根本特征不是掠夺,而是利润冲动。利润冲动是利人利己,是财富的创造之源,民营企业有充分的利润冲动而国有企业没有,所以民营企业能靠创造财富生存,而国有企业则必须依靠行政垄断和银行贷款,真正具有掠夺性。

    2004年12月13日的《第一财经日报》这样介绍了郎咸平的“新法治主义”:

    “我国未来的产权改革和经济走向,必须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新法治主义的含义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来规范每个社会群体,从而让每个群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发挥其创造力。”

    听起来煞有介事,稍微用心一思考,就知道这又是在捣浆糊。自由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之源,而法治则是自由的保障,可郎教授居然提出“以法治取代自由”,好比“以就餐制度取代吃饭”,这是什么逻辑?

    “新法治主义”靠什么来控制经济的运行?靠计划模式吗?如果不是,而仍然要依靠自由市场制度下的“消费者投票”来自发催化那些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那么郎咸平对市场制度促进经济进步的自然选择机制只字不提,或者说是一无所知,在解放束缚自由的制度建设上没有任何建树,那他凭什么去实现“让每个群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发挥其创造力”的目标?就凭他振臂一呼吗?

    关键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让政府退出市场,让政权成为公器,这才是确立游戏规则、防止侵害他人利益的治本之道。政企不分、官商一体,恰恰是腐败的制度依托。上市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圈钱,金融领域没有约束的腐败,恰恰是政权干预企业所导致的。对于那些江湖庸医,虽然说得很好听,但大家千万擦亮眼睛,不要病急乱投医。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三、中国的股民为什么赔钱?

    郎咸平受到追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MBO的论述,认为“MBO(管理层收购)”不能称之为“改革”,而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

    不错,中国股市让90%的人都赔钱,但这是MBO的原因吗?不是,恰恰是没有MBO的原因。对于MBO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尽可以去规范,而不可因噎废食。

    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有两条重要的规则,第一条是“用手投票”,第二条是“用脚投票”。

    “用手投票”,就是谁的股份多谁进董事会,显然,在一般情况下,公司的管理层会拥有大多数股份。如果公司经营得好,管理层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如果经营失误,管理层会成为最直接的赔钱者。譬如盖茨拥有微软400亿美元的股份(假定是40美元一股),若他经营得法,股价上涨一番,盖茨的财富就直接翻到800亿美元;如果经营失误,股价跌一半,盖茨的财富就缩水成了200亿美元。

    那么股价的升跌是靠什么来实现的呢?那就是靠众多小股东对股票的判断和交易,也就是“用脚投票”。当你盖茨经营得法,在你的名分下赚了200亿美元的时候,大家都聪明地买进微软的股票,股价会涨到60元一股,这样盖茨的名义财富立即上涨到600亿美元。当你盖茨经营不善,在你的名分下亏了100亿美元,那么大家都抛出微软的股票,股价下跌到30美元一股,让你盖茨的名义财富退回到300亿美元的水平。

    如果小股东抛出股票走过了头,股价跌破30美元,小股东还在继续抛出,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会有“MBO”,就是管理层收购。盖茨会拿出钱来收购这些廉价的股票,从而大获其利。当然,小股东也不会那么傻,股票跌破实际价值以后,自然不会继续抛出。小股东不继续抛出,股价自然也就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均衡水平上。

    我们再来看没有“MBO”的情况,如果股价跌破30美元以后,小股东继续抛出,盖茨却不肯出钱收购这些股票,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当然就是股票的价格继续下跌,一致跌倒20美元甚至10美元甚至1美元,那么同时,盖茨的财富就由300亿美元跌倒了200亿美元甚至跌到10亿美元!盖茨能让他的股票这么跌吗?即使他不出手,恐怕其他人也早就会出手抢购了。

    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奥秘,就是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通过无数小股东的独立交易决定和大股东的“MBO”,通过真金白银的“猜测”、“较量”和“交易”,使得公司股票的价值准确反映出其实际的经营状况,从而让股价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实时的激励。

    那么实时激励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用手投票”,这样才能保证大股东进入董事会,保证公司的经营者拥有最大的股份,承担最大的风险;这样小股东才会有安全感。因为大老板的利益比我大,我不怕他不努力经营。如果公司的经营者并不拥有最大的股份,“实时激励”就成了问题,我努力经营了,却没有最大的回报,我不努力经营,却并不遭受相应的损失,那么经营者的行为就失去了一种“资本约束”。

    “实时激励”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用脚投票”,当公司管理层经营不善,小股东可以选择抛出股票一走了之;而大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抛出股票会找不到接受者,并且会立即使自己的名义财富跳水。有了这两条规则,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的公司的价值会在你的股价上立即显示出来。

    这里的核心是“资本约束”,自己出了钱,占了大股,经营得好立即赚,经营不好马上赔,赔完了就出局,这一“泛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机制如影随形,准确而严厉。

    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资本约束”这一点上却恰恰犯了最大的忌讳!国有股的存在,使得股份公司的经营者不需要拥有最大的股份,他的经营行为就失去了“资本约束”,干得好收益是别人的,干不好损失也是别人的,于是“自然选择”的机制失效,于是就出现了如陈志武教授所说的“道德风险”,管理者不去诚实创造反而吃回扣,在这样的股市中,股民怎么可能不赔钱呢?!

    就好比打牌一样的,你敢在某一位牌家的身上下注,是因为如果他不把牌打好,那么他自己首先要输钱。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地押,除非他有病,否则不会故意输钱。然而国有企业的董事们,恰恰就是这样一群“有病”的人!他就是敢故意输钱,因为这不是输他自己的钱,而是输“国家”的钱!你看这多么可怕!

    要想让中国的股市健康起来,唯有恢复资本约束,自然人出资,谁的钱多谁进董事会,谁不努力经营谁就赔钱,赔钱赔完了就自然出局。这样让自然选择机制发挥作用,逐步培育一个诚实创造的股市,那时候再进中国股市,想不发财都难了。

    四、治本之道:自己掏钱做企业

    我们从社会公平、经济进步、资本市场三个方面阐述了国企改革的方向,结论就一句话:自己掏钱做企业。你不用耍花招!

    这里的“企业”也包括除中央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不管是企业还是银行,用自己的钱去经营,干好就赚,干坏就赔,吃不了兜着走。诚实创造是你唯一的出路。

    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圈钱,到处都是上项目。“在印钞机运转的盛宴中狂欢”。笔者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看到一条刚刚修好的崭新的公路旁边,又在修一条平行的新公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居然修两条平行的公路,真是吃回扣吃疯了。

    更为荒唐的是,在内蒙古西乌旗,有人把一条5米宽的沟渠拦截起来,就想在那里建燃煤电厂,污染不说,水源不够就注定这建起来的电厂发不出电!可投资者考虑过这些后果吗?

    没有,因为这些都是“国家的钱”,是印钞机印出来的钱,不拿白不拿。名义上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是“圈钱才是硬道理”。把银行的贷款套到手里,一切大功告成。至于效益呢?回报呢?公众福利呢?没有人去考虑。

    有人说,资本人格化,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就是私有化。这些人振振有词,马列理论一大堆。殊不知,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也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2页)。目前的行政依赖和贷款依赖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项目,导致了公平的丧失,显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如果我们认为行政垄断和借钱不还也是公有制,那“公有制”这个概念就被我们断送了。

    高明如茅于轼者,也曾发表这样无奈的感慨,“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殊不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和贷款依赖,造成了最大的社会不公,它恰恰是蚕食了民心,蚕食了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官员控制国有企业自己渔利,这是中国最大的毒瘤。

    至于如何在改革中兼顾公平,那是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是控死印钞机,俄罗斯的改革失败,就是因为印钞机失控引起的。第二是激活民间信贷,就是让银行的钱出来投资,这就是“存款非中介化”,当然不能用行政手段,应该完全自愿。那么改革的方案应该透明,应该交给职工大会讨论通过,这个也不难。

    五、结束语

    笔者的《资本人格化——从郎咸平事件到国有企业改革新突破》一书出版后,一直不敢大作宣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那就是能源问题。

    要知道,资本人格化可以让“追逐消费者意志”的游戏去掉羁绊,但“消费者意志”却也不是个什么好驾驭的东西。适度满足消费者的吃穿住行,是人道的需要。但人性往往是非常贱的,刚吃了三天饱饭就会忘记自己姓什么。如果过度纵容消费,让多数人过上奢侈的日子,甚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那就完了,资源很快会被耗尽,生命支持系统很会快崩溃。接下来,大衰退、大饥荒、大规模死人,都可能接踵而至。

    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会导致资源的迅速枯竭,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依赖于矿物能源的增长,肯定不可持续,所以笔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政府的智慧,政府退出市场以后,把挣钱的事情交给企业去做,政府可以专心思考人口、环境、资源、承载力等“不挣钱”的问题。哪些钱可以挣,哪些钱不可以挣、不允许挣,政府可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可以毫无顾忌。譬如环境污染的项目,可以直接抓人送进笼子。不像现在,政府也只管挣钱,污染的项目都是政府自己搞的,这政府还怎么去考虑可持续发展?

    而且控死印钞机,对非理性开发本身就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自己掏钱可以让投资者更看重环境污染的风险,使环境污染的风险被企业内在化,逼迫企业走环境友好的节约型生产之路。

    所以让政府退出市场,经济运行就有了大脑,效率就可以提高,这比政府直接“与民争利”的情况更能促进国民福利与可持续发展。

    至此,郎氏主张的战略性错误就更清楚了。的确,郎咸平所阐述的事实都没有错,只是结论错了,正因为如此,才迷惑了许多人。这里倒真正用得上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说过的一句话:“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作者简介:

    吴辉,男,37岁。1989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资环系,大学毕业后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华嵩先生研究“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尝试利用物理学的方法建立起经济学的科学范式。现从事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工作。Email:[email protected]

    手机:13974951592 _(博讯记者:路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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