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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何秉孟谈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的三个误区
(博讯2006年2月0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秘书长:何秉孟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解放思想,艰苦探索,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拓展邓小平理论,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也存在某些误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博讯 boxun.com)

    
    误区之一:所谓“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
    
      据有的学者考证,“知识经济”说源于1996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将其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让之上的经济”。在此,有两点应予注意:其一,并没有“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其二,从定义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同教育、科研、咨询、互联网等行业密切相关,或者说,属第三产业内部的某些领域。
    
      不久,我国科技界、新闻界某些敏锐的人士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提炼为“知识经济”,进而又提升出“知识经济时代”的说法。从严肃的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此“提炼”、“提升”显然欠科学。
    
      科技界、新闻界为了宣传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以引起决策层对于加快教育、科技发展的重视,大炒“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其良苦用心可以理解。经济学界则不应赶这个时髦,“跟着感觉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何一个范畴、概念的确立,都应经过严密论证,符合经济规律。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重视知识、智力,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曾将“资本的有机构成”的高低,也即资本的技术含量、智力密集程度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正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一范畴或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知识、智力、科学技术只有融入实体经济或装备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才能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我们常说要抓好科研成果的转化,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那种独立于实体经济或物质生产部门(企业)之外,正在形成一个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甚至”知识经济时代”的说法,在经济学意义上未必严肃。
    
      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之外存在什么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但鉴于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高新技术产业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不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仍然值得商榷。由于人的认识,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新知识”、“高新技术”均具有相对性。今天被称为“新知识”或“高新技术”的东西,到明天就会变成“常识”或“通用技术”;换言之,今天被人们视为“常识”或“通用技术”的东西,昨天往往是“新知识”或“高新技术”。
    
      19世纪上半叶发明的蒸气机和铁路运输,2O世纪初产生的电力和汽车行业,以及后来的某些电子技术产业,今天被称为传统产业,而在当初又何尝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同样,今天被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以互联网形式出现的信息通讯技术,虽然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有发展的较大空间,但“高新技术”的桂冠眼看就要被纳米技术、基因技术产业所夺走!如果说,“高新技术”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知识经济”最迟已于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
    
      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过程是无止境的,“新知识”与“常识”、“高新技术”与“通用技术”之更替没有穷尽。那么又是否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也无穷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和范畴,在经济学上又有什么意义?
    
    误区之二:所谓“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是与前面谈及的“知识经济”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舶来品。
    
      “新经济”这一说法,最早见诸于美国1996年12月30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所编发的一组文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美国对“新经济”的炒作进一步热闹起来。2000年4月5日,克林顿主持召开有政界、企业界、经济学界人士参加的名为“白宫新经济会议”,使关于“新经济”的炒作达于高潮。从炒作的字里行间看,所谓“新经济”,其要点大致有三:其一,是对90年代美国所谓“破纪录的扩张”的经济现象的一种描述或概括;其二,在狭义上指由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互联网及与其相关联的高新技术产业;其三,在广义上指因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提升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对于“新经济”的上述说法,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取得广泛的认同。最初的炒作者,是一帮在网上淘金的年轻人;两三年之后,克林顿等政要亲自出马,接过“新经济”旗帜,试图进一步加温。其背景应该说并不难理解。年轻的“网家”们炒作“新经济”,无非是要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网络股。在2000年之前的几年间,国际上大量资金涌向美国,投向股市、特别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一路飚升。据有关统计,网络公司股票发行的首日溢价平均竟达65%(最高甚至高达470O%),为一般公司股票首日溢价(12%)的4倍多。在1999年一年之内,整个纳斯达克股攀升近一倍(85%)。看来,炒作还真见效。至于克林顿等政要之所以炒作“新经济”,除了宣扬其执政之政绩、为民主党和戈尔竞选造势外,还有着向世人炫耀美国的经济制度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克林顿还真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的战略家。
    
      同上述两类人相对应,美国严肃的经济学者似乎冷静得多。据我国有的学者考察,直到2000年,美国出版的权威经济学教科书尚不见“新经济”的提法,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使用者也不多见。相反,置疑者却不少。比如,2000年12月26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森的文章就颇具代表性,这篇题为《再见吧,新经济》的文章说:“我们不能说新经济已经死亡,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一种思想倾向,已经在几乎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消失。”
    
      本来,在“经济”的“新”或“旧”上做文章,从经济学范畴或概念的意义上看,多少显得不伦不类。首先,如果将网络公司称为“新兴产业”,尚且具有相对性,进而冠之以“新经济”以区别于网络公司出现之前的“旧”经济,哪怕是仅仅作为对90年代美国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也失之以偏概全。因为直到90年代未,信息产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也仅为8%左右。其次,如果像美国的某些政要们那样,将“新经济”拔高为一种类似工业革命那样具有深远意义、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的、进入了可持续扩张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则更是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
    
      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在美国经济学界都遭际冷落的不伦不类的说法,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有的学者甚至像释经注典那样,对“新经济”进行诠释,说什么所谓“新经济”,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以高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为特征的,可持续扩张的社会经济形态。据笔者了解,我国学术界对于“新经济”的上述包装,已经大大超过了发明“新经济”的美国的炒家们。真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不妨进一步推论一下,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果真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岂不就可以“万岁”了吗?
    
      对于有关“新经济”的炒作,历史已经、并还将进一步作出回答。就在克林顿去年4月5日召开“白宫新经济会议”不久,因经营实绩不佳、完全靠炒作哄抬起来的网络股市一落千丈。去年年底,纳斯达克指数从当年3月10日5048点的高峰直泻,到今年3月已跌到2000点以下。一年时间,缩水60%多。随着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灭,众多的网络公司纷纷破产。
    
      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科技通讯技术,它只有同实体经济、以至同传统产业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新的生产力;那种以为在互联网上做一个漂亮网页,便可以创造无穷财富和效益,形成所谓“网络经济”,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的想法,不过是神话、幻想而已。美国有的学者和实业界人士预言,网络公司一类的虚拟公司最终将所剩无几,有的人甚至极而言之,“几乎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如果说,网络公司的悲惨结局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新经济”的乖蹇命运的话,那么,近一个时期的美国经济虽经美国当局及美联储的强力干预,仍然义无返顾地滑向萧条(据美国经济周期性研究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称:运用格林斯潘的前经济学老师吉尔佛瑞·摩尔发明的“周前导指数”分析有关数据,美国经济在去年的后半年中已进入萧条),则理直气壮地宣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法则并没有改写!
    
     对此,我不想进一步发表评论。考虑到在有些人心目中,洋人的话可能更有份量,我们不妨去看看欧洲人的评论。2月15日出版的法国《回声报》载文说:“欧洲的一些经济学家一般也认为,如果说衰退确实已影响到了美国的话,那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那种建立在经济发展周期几乎全部消失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新经济,除了在华尔街股市的小范围内存在过之外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英国的《经济学家》周刊也是这样看问题的”。
    
      “新经济”的说法,从出笼到破产,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如此短命,大概今后要将其收编入经济学词典是有困难的了。
    
    误区之三: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日益密切,世界性市场包括世界性金融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人们将这种趋势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趋势。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各界见仁见智,经济学界也不例外。但总的说来,通过多年的探讨,我国经济学界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逆转;这种趋势的出现,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过来又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提。但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非免费午餐,对于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风险并存;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注意趋利避害。
    
      认同经济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开放。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学界有的学者在分析、论证经济全球化趋势时,一味强调各国经济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一面,说什么国家的疆界对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国家在经济上的主权日益弱化,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乃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而主张我国应尽快适应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以融入国际经济主流。人们常说: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看似古老的法则在此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提法,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失误:
    
      其一,过份看重了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与依存,忽略甚至掩饰了各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斗争。诚然,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在经济上确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这种依存不可能取代、消解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斗争,正如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能取代竞争一样。以经济上共同言语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例,美日之间、美欧之间在经济上的较量什么时候停止过,它们动不动就对簿公堂。欧洲诸国组成共同体,决不是为着强化欧洲与美、日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依赖”的一面,而是为了增强自己与美、日竞争的实力。至于西方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更是弱肉强食,无所谓“一体化”可言。在当今的世界市场上,游戏规则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炮制的,只会有利于他们自己。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人,再加上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时刻面临遭受冲击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短短10年之内,在发展中国家,先后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而且,这些金融危机往往都有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兴风作浪的背景。可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
    
      其二,只看到了交换中的经济联系,忽略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与对立。分析经济问题,不能只着眼于交换这种现象,更要研究所有制、分配关系。较之前者,后者更能反映本质。我们知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就世界范围而言,这种调整与改革大致沿着两条相反的线在操作: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先后加强了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两者都力图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80年代未,学术界有的人归纳出“趋同论”,依据盖源于此。这种“趋同”,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上做文章,也即是说,是在经济调节手段上做文章,并不涉及经济制度。调节手段的趋同,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全球化趋势,但不能舒缓,更不可能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对立。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要延续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从目前看,由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处于优势。可以预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种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在这个时期内,社会主义不仅面临和平竞争、“和平演变”的压力,更面临武装侵略、武装颠覆的危险。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谈论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谈论什么“融入国际经济主流”,有什么意义?
    
      顺便提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学者们,对“全球一体化”、“全球主义”之类的提法是颇为热心的。在他们那里,“全球一体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化。有人可能指责我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看问题。这种指责既错也不全错。
    
      说这种指责“错”,是因为我的上述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强加给西方、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学者们的。我们不妨冷静地回顾一下,在90年代,从他们抛出的“历史的终结”到所谓美国的“新经济”,再到“全球一体化”(或“全球主义”),脉络十分清楚:既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或曰“终结“),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可持续的扩张”,当然全球应该资本主义化、美国化了!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千万别小瞧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学者们,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很强的。对于这一点,连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都颇有微词,他最近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题为《美国标准是万能的吗?》一文中说:美国正在利用本国经济和媒体的巨大力量推销“华盛顿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以全球主义(据托夫勒解释,所谓‘全球主义’,就是‘全球规模的经济统一’——引者注)、自由贸易以及民主这三个以单纯且直线的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变数构成的”。托夫勒的这一席话值得玩味。我说这种指责“不全错”,是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除语言学、考古学等个别学科外,在客观上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不管你喜欢与否。如果硬要违背这一客观规律,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是会吃苦头的。近些年来,我们有些学者“唯西方之时髦是赶”,或者食洋不化、犯“洋教条”的毛病,以至最终陷入各类“误区”,就是极为深刻的教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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