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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怀念何家栋(下)——兼与仲维光商榷
(博讯200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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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明 (博讯 boxun.com)

    
    (本文原题《祝愿老何早日康复》,前三节写完后送到医院,由老何的女儿念给他听过。由于中途有事耽搁,最后一节在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节与前三节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因此以前三节为上篇,第四节为下篇。谨以此文悼念何家栋先生。)
    
    (续前)
    前人匍匐后人梯
    
    所谓“前人匍匐后人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前人(以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的佼佼者)对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过渡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自觉自愿作为后来者向上攀登的人梯。老何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我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此地无朱砂,黄土为贵’,只得勉为其难,事情总得有人来做。你说我是不可替代的,不是这样。”“‘廉颇老矣’,何必强拉硬弓?我觉得年青一代的阅读范围、知识结构、政治敏感、组织才能,都远远超过老一代,希望在他们身上,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同时,他们不惧风险,愿意牺牲自己来为后人开辟道路。朱学勤对李慎之先生有这样的追忆:“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1999年秋,李慎之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朱学勤与徐友渔相约为他分担风险,“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风雨苍黄五十年》发表后,李慎之就被剥夺了以本名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权利。邢小群以李慎之、何家栋为例,说现在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我以为这个话略微有些过分,因为青年人中也不乏勇敢者,但“老年人燃烧”的现象,显然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个意思,后人对于前人(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和品格,要作出公正和全面的评价,承认他们之中佼佼者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未竟事业。在这一点上,目前存在着分歧。李慎之逝世后,仲维光等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贬低李慎之及其同辈人,其中有些说法,既是违背事实的,也是缺乏同情心和不公正的。需要对此作一番认真的讨论,才能更好地认识像李慎之、何家栋这样的前人和像我们自己这样的后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仲维光写道:“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Karl Popper)则从三十年代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生于那个开放年代的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切,感觉不到世界面临的这个威胁。然而他们选择的却是二十世纪对民主和自由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许年轻人由于热血选择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但是,当波普看到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当奥维尔看到共产党集团内部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他们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作家纪德、凯斯勒等。同样,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人们有理由问他们,是智力、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对于卡尔•波普其人其说颇有研究的仲维光,会写出上面的话,令人匪夷所思。当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于三十年代后期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是处在一个“开放时代”吗?(如果是开放时代,波普还有什么必要极力鼓吹“开放社会”。)在《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尚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年代,李、何等人有可能“选择”波普的政治学说吗?青年波普在奥地利是一个孤独的人,中年波普在英国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直到晚年他才名满天下。他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研究的逻辑》于1934年秋出版,但被删掉了原稿的一半,此书英文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才问世。1937年到1945年,波普在新西兰大学教书,但他的经典性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最初在新西兰和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1945年才在英国出版。他移居英国后,“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都没有请他当教授”,他是以讲师身份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后来才被提升为教授。他的另一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于1957年。“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和各种极权思想和各种非理性的虚妄要求进行争论,因此他一直遭到欧洲某些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排斥,直到六十年代,他在欧洲大陆很少为人们所知”。波普于1965年被授予爵士勋位;1976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到八十年代他才获得人们的广泛承认。”(参见拙译《波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署名何明虹;同时参见仲维光《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一文。)顾准有幸于生前就得知和认同了波普学说,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异数。李慎之与何家栋是在八十年代才接触到波普,而且他们和仲维光一样,马上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潮起潮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的。张鹤慈在评论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时指出:“当时的思潮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态度。世界大战的确是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苏联作为新生事务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潮,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知识分子。……纪德也是开始肯定苏联的,后来才改变对苏联的看法的。如果想用当时的左翼知名知识分子来说话,反对苏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有名的在英国的苏联的间谍,是英国的贵族,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叛的祖国。”纪德的《访苏归来》在当时并不被人所相信,因为有更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为苏联说好话。罗曼·罗兰虽然看到了苏联的一些问题,并于1935年写成《莫斯科日记》,但他决定封存五十年后再公诸于世,因此他的真实思想并不为时人所知。仲维光何以断定,“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即使没有我与老何就此问题的直接交谈,我也会倾向于认为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一切”,否则,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报告所带来的世界性的震动与冲击?仲维光说“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同样是一种武断的猜测,而没有经过最起码的考证。刘宾雁、何家栋根本就没有到过延安,李慎之是1946年从重庆去延安的,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告结束。在整风运动挨过整的人例如李锐、李昌,到1957年都吸取了教训,没有再以身试法,而李慎之、刘宾雁、何家栋等人,恰恰是因为没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才会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老何与慎之先生并不讳言他们当年在意识形态“选择”——严格地说,由于左翼思潮的话语霸权,他们当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上的错误,但是,如果非要他们承认自己智力底下、道德败坏,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和真诚的态度了。过分的自责与忏悔,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郭沫若在文革初期就是这样做秀的。从于光远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非智力底下者,譬如他本人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当年蹲过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多数也是品格高尚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法官、狱卒与牢友的同情。
    
    正如真诚不等于真理,人的灵魂也不是理性所能够涵盖的。福山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对别人的欲望也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 因此,他才会“甘愿冒生命危险”去“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战斗”。“正是由于这种战斗的目的不是由生物学来决定的,黑格尔才从中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人的灵魂有欲望、理性和“气魄”(thymos)三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气魄”的分量往往会超过理性的分量。“一二九一代”亲共的原因,不能只考虑理性计算的得失,还要考虑“气魄”的因素。晚年李慎之自述年轻时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主要是“来自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老何也说过,他当年靠拢共产党甚至多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为荣的原因,第一是要打日本鬼子,第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独立。当时在青年人的感觉中,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气魄”,鲁迅比胡适更有“气魄”。我们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说理性选择上的错误就否定青年李、何基于自尊而争取自由的“气魄”。正如日本“皇军”也可以敬佩和祭奠八路军烈士的军人气魄。事实上,我们今天尊敬李慎之与何家栋,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气魄。仲维光只视陈寅恪一类人为自由主义者,秦晖不赞成。他说:“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其实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有一本讲顾准的书名为《拆下肋骨当火把》,就是突出了顾准、李慎之等老一代自由先驱的这种精神。”即使某人的自由主义学理再高明,如果你一不在国内进行自由民主宪政的启蒙宣传,二不到维权第一线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争,三不屑于从事竞选、组党、修宪诸方面的政治设计和实践,和那些坐等中国民主化瓜熟蒂落的“搭便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仲维光说:“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这种指控就更加严重了。不仅否定了前面的“一头真”,而且还否定了后面的“一头真”,也就是说,别人眼里“两头真”在仲维光眼里是“两头伪”。他说:“从文革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用。这些人既包括从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精英。”“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
    
    仲维光一竿子打翻了“两三代人”,不仅包括“一二九一代”,而且包括了魏京生、王军涛所代表的“四五一代”。关于“四五一代”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来反驳仲维光的观点。
    
    仲维光说:“我之所以单单把这一批知识精英拿出来分析,是因为从六六年到八九年这一历史时期,……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从文革六四,笔者还亲自感受到他们建立的第四道墙。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例如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等人和其后我们这两代人中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至今深以为憾的是,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将近十年,其后又经常来往于清华园,居然不知道那里住着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黄万里。笔者在从事科学哲学探索十几年后才知道中国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学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历史、文学研究笔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了解到的。”仲维光仅仅根据自身的体验来概括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只能说是管中窥豹,以偏概全。仲维光的夫人还学文在八十年代初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她应当知道在她的研究生师兄胡平、王炜、朱正琳、刘小枫、陈嘉映等人与洪谦、熊伟等老一辈学人之间,有没有被“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甘阳与她是同一年的研究生,她或许也有所耳闻,甘阳及其同仁在八十年代是否对于“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表示过敬意。我认识于光远的研究生曹思源、周舵、吕嘉民、刘世定等人,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接续了导师的学术血脉。
    
    仲维光还说:“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或为改革,或为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近似于前者——党内知识分子,如于光远、陈一谘、严家其、陈子明乃至以前的王蒙、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近似于后者的——自觉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如现今的李泽厚金观涛,以及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他连陈子明是不是中共党员这个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作出如此武断的分类,实在有违他所提倡的西方学术规则。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二九一代”。仲维光说:“例如李慎之们,在这一点上也和胡耀邦类似,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经积极追随,现在设法改良的共产党政权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极权主义政权。”当仲维光这么说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李慎之文集》。李慎之曾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了一篇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李慎之写道:“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他认为“后极权社会”的“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比哈维尔所用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更为恰当。也就是说,后极权社会是极权社会的最后时期。李慎之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他引用哈维尔:“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他又引用雪莱的诗句来回答:“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关于中国的极权主义,“李慎之们”说的有哪一点不对,应当具体指出,而不应当采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笼而统之的说法。
    
    仲维光说:“对于七十年代末期他们为党的路线服务,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教科书、宣传化的讨论,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给政治局领导人进行所谓科学启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人们只要跳出那个共产党所营造的环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因此,说到底他们至多是有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为什么他们不去、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肃,但是,究其一生却是和‘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连。”他的这些话,严重扭曲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思想史。
    
    按照仲维光的说法,邓小平、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屡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反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唤,只是反对他们“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按照他的说法,1979年“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四千人讨论”相当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要求“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和“非毛化”的努力,和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压制(包括开除党籍、赶出北京、调离要害部门等处分),是一丘之貉,完全“一样”的了。按照他的说法,1987年以后,方励之、许良英、苏绍智、严家其等人所代表的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逐步分离乃至决裂,八九知识分子签名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前奏和促因,都可以用“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一言以蔽之了。我在十几年前曾写道:“1987年以后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精英分裂的征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这些征兆和表现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舆论媒体中立化,政治教育两极化,权力精英的诱发性分化,以及政治对抗的公开化。”这个时候仲维光已经不在国内,因此不太了解胡耀邦下台后的短短两年中知识界氛围的急速变化。老何回忆1989年2月在都乐书屋茶座举行的“新启蒙座谈会”,方励之在会上号召:“知识分子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干什么?难道是为了“阻碍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励之与哈维尔后来命运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在思想上或者“气魄”上有多大的差距。
    
    冯崇义认为可以用三个标准来区分党内自由民主派和一般意义上的党内改革派:①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②反对一党专政;③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下面就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李慎之与何家栋。
    
    李慎之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已经有很多人提供了证词,其中最重要的证词是老何提供的。他在《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中引用了李慎之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老何指出:“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有人认为,何家栋提出“新道统”,不符合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其实,批评者是想当然了,而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对方的理路。首先,是要用“道统”来抗衡“政统”。老何说:“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的新道统。”其次,是对儒家道统说的一种批判性继承。老何指出: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政统与道统合二而一”、“君师合一”则是法家学说和“秦政制”。“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第三,是用自由民主的20世纪新道统取代革命专政的旧道统。“一个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四五十年代的罗隆基、储安平,到六十年代的殷海光,到七十年代的顾准,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主流文化。这一新文化或者说新道统是人本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也不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正如胡适批驳‘中国本位文化派’时所说,真正的本位是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国文化;是人民,而不是国家。殷海光说:‘人本主义的架构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自由的肯定,以及因此对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社会之趋进。’”老何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过去信念的一种否定。“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仲维光说:“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分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而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事实上,在李慎之、何家栋与谢泳等年轻一代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隔离墙”。何家栋提出新道统,恰恰是要在年轻一代和中国传统(包括20世纪新传统)之间形成“链接”。两代人之间也是相互欣赏、相互激励的关系。李慎之在给老何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谢泳十分激赏老何对于20世纪几代人的划分,并在老何所说的“一二九一代”中,重点剖析了三个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比谢泳更年轻的王怡,也曾表达过与老何相同的观点:“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
    
    曹长青写道:李慎之的“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显然,他对于李慎之“反对一党专政”,是没有怀疑的。何家栋“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比比皆是,读者以后可以到《何家栋文集》中自己查索,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关于“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李、何二位有些事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有些事情则非局外人所能得知。在一批“两头真”人物中,他们二位的思想转变最为彻底,但从大局出发,他们还要与同代人(或者说是他们的兄长辈)保持思想连线与行动一致。朱学勤曾说:“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断’,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并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援’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老何在怀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李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的‘实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会‘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贬低之辞。”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老何。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分裂”出来或“新生”的民主政党的政治顾问。尽管李、何二位曾经推动过的某些行动未能实现,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今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被迫停刊后,不就有“十三老”联署抗议信的发表嘛。
    
    仲维光一方面批判“共产党文化”的革命论、整体论、一元论,但在将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员作为研究对象时,仍采用与共产党相同的分析方法。我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向的共产党文化”。
    
    仲维光反对共产党所鼓吹的革命,同时又主张“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六十年代,托马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问题。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前提、规范,不同科学规范是不可比的。一种理论中不可能长出另一种理论来,它的变换是革命性的。”“库恩的理论虽然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却受到欢迎。……尽管有关库恩理论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为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变化的描述带来很多方便。他比毛泽东那种,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观的、文学式的描述,更为具体和准确。”仲维光对于库恩的科学规范(范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他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改变是革命,说通俗了就是应该换一副眼镜。”革命就是改变范式,改变范式就是换眼镜。从“前共产党文化”到“共产党文化”是换一副眼镜,从“共产党文化”到“后共产党文化”是换另一副眼镜。换眼镜只需要改变信念,下定决心。因此,虽然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既明快又方便,但是相对于波普的科学进步理论来说,却属于科学学领域的非理性主义分支。
    
    “科学革命”以及“范式变换”,按照波普学说,都属于需要检验的理论假说。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理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革命”之一,但是一百年过去了,除了少数理论物理学家,绝大多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普通人,都在继续使用牛顿力学,二者之间并非绝对的“不可比”、“不可通约”。波普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试错论”。如果应用到人文和历史领域,“试错论”的简化版可以称作“一左一右论”。当年,刘少奇曾经用此论来描述共产党人的认识过程。秦晖则把它应用于宪政民主条件下。他说:“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共产党文化得势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在人类知识进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盛衰只是“一左一右”的一个轮回而已。没有必要缩小也没有必要夸大它的作用。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易错的,因此,人们先是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又理性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情感和“气魄”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文化的人,也就是已经换了眼镜的人,仍然会犯错误,有可能用一种新的有色眼镜看人。
    
    仲维光把观念革命论简化为换眼镜论,其实并不贴切,也不自恰。如果只是换副眼镜,对于知识分子并非难事,人到老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要换老花镜。而根据仲维光在其他地方的描述,知识分子又是如此地难于摆脱共产党文化,简直像是鬼魂附体,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中邪”了。“这个渗透在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末梢,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的邪”,甚至连挨批、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无法将其摆脱,似乎只有经过某种祛邪的法术,才能重新做人。
    
    仲维光批判共产党的革命论导致与传统的决裂,却忽视了他自己的革命论也会造成新的“文化断代”。他可以宽容传统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有着无数的昏君暴君;他可以宽容三十年代以前,尽管那时候也有段祺瑞、张作霖对知识界的残酷镇压;为什么偏偏不能宽容“一二九一代”中的佼佼者呢?他既然认为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以前的旧传统,也就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的新传统。
    
    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曾鼓吹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但那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必须经过“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狠斗私字一闪念”,才有可能达到。而在仲维光看来,这已经是一种现实了。他说:“极权主义毁灭了人性,这不是抽象的一句话,不是宣传标语,它其实活生生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每一个进程中。极权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它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文化特点毁灭了,或者说扭曲了中国几代人,我们无时无刻地不在体验着它。……渗透在共产党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主义的,假大空的文化,实际上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已经“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他自己又是如何从毁灭中复活的?
    
    仲维光说:“为什么六六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对于毛泽东,中央文革,那么愚昧的口号和个人崇拜,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狂热地拥护,见怪不怪,不知其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他在这里再次把特殊当成了一般。根据我的经验,在文革时期,只有少数人“狂热地拥护”;多数人是将信将疑或者深表怀疑的,表态赞成是言不由衷,迫于无奈;更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就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和反对的意见。仲维光在论证中引用了洛克的“白板论”,然而,这只是一家之言,与孟子的“良知论”是不一致的。无论孰是孰非,都不能说“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因为那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产物,绝非短短的几十年能够造就。共产党文化固然是一个时期的统治文化,但它代表不了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文化,也毁灭不了每个人的人性。而且,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共产党文化。把昔日在抗日前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与当今在贪腐前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一样”看待,也是不公平的。曹长青说:“共产主义的灾难是它以集体主义消灭个人主义、以公有制剥夺私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主义的本性……就是反人性的、罪恶的!”我以为,中共从“一大”到“十六大”,其理论、纲领、策略一直在变,并没有一种所谓的“本性”;如果它现在改弦易辙,反过来扶持私人资本侵占公有产权,就不是罪恶了吗?
    
    仲维光把“从文革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归咎于“学界和文化界”的李慎之、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李泽厚、王军涛等“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从文革到八九年中国的弯路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又落入新的一元论——“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知主义——的陷阱。林毓生指出:这种思想模式的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藉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我在《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一文中曾写道:“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运。与其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决定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不如说是“知识技术型”军官在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知识技术型”军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日本模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与“知识技术型”军官分掌权力的还有党官僚和所谓“技术型官僚”,以及与他们结成“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新的资产者阶层”(新秩序主义者王山语)。
    
    仲维光常常比较中国与东欧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东欧巨变而中国专制岿然不动的根子在于两地知识分子的不同精神状态与知识结构。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式。记得波兰的米奇尼克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没有苏联的党官僚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欧洲局势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仅靠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天鹅绒革命的。现任《凤凰周刊》主笔的冼岩,在与我辩论时曾说,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他担忧这会导致“即行民主”。仲维光与冼岩的判断,谁更接近于事实呢?我认为是身在国内的冼岩。但是,这并不会立即导致“即行民主”,因为学统不等于道统,道统不等于政统。从新学统变为新道统,则需要经过“教化”的环节。现代社会中的“教化”主要靠两个渠道,一是教育机构,一是传播媒体。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是老左派牢牢控制的最后一块阵地,可怜的孩子们还在被几十年前的老教条“灌输”和“洗脑”。当今中国的新闻传媒,颇有些市场经济中时髦“阔少”的味道,无视社会公平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类的新右翼话语,渐已成为媒体新宠。自由民主主义在公民教育中的失语,是李慎之生前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是精心构造融汇中西古今之精粹的新学统,积极建设自由民主的新道统,与社会其他阶层合力‘打拼’宪政民主的新政统,而不是为权势集团涂脂抹粉,或者为‘资产增值同盟’帮忙帮闲,或者如冼岩所说的‘无有可为’,坐等‘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其实,知识分子自身力量发展壮大到能够以道统来指导和制衡政统的地步,正是中等阶层(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仲维光的“知识精英决定论”是一种半截子的决定论,也就是说,只会在“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面起决定性的坏作用,却无望在推动民主化方面起决定性的好作用。因为他们灵魂的“白板”已经被共产党文化玷污,“天生地排斥共产党文化外的一切”,“从文革六四,甚至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党文化”。“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色。”“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生活在共产党的怀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那么出路何在呢?仲维光把希望寄托在“非知识分子、作家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人身上。崇尚“非都市”、“非知识分子”,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何其相似乃尔,这不是返回到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去了吗?而通常民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对仲维光所谓“从天而降”人物的顶礼膜拜。
    
     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当人们对他在中国思想界的贡献作出评价时,肯定还会出现类似仲维光对于李慎之那样的评价。所以我要在与仲维光的商榷上多费一点笔墨。老何深知自己在学识、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局限性,他的朋友和弟子也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后人”为什么还要积极推介和表彰并不完美的“前人”呢?因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资源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平实的土地上发掘和积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我认为:“从王韬到梁启超,他们作为民主的拥护者,积极地从中国历史和本土学说中发掘与之契合者,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态度。陈独秀等五四时代的思想导师,割断民本与民主的思想纽带,以‘德’、‘赛’两位洋先生中国独家代理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态度。作为后人,我们今天不难指摘王、梁在民主理念方面的误解与偏见,但更要批评陈独秀式的独断与傲慢,反对惟我独‘德’、民主正统从我开始的‘革命’心态。”“自由不是宗教信仰,民主派不需要宗教法庭来验明正身。自由民主阵营随时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不计较先知后觉或者先来后到。”无论是多次被捕坐牢的民运斗士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还是主动放弃大好前程创办民刊组织竞选的团中央委员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还是抵制反自由化运动抵制镇压暴行的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还是在“六四”之后坚持不懈地呼唤正义公道人权的丁子霖、许良英、刘晓波,还是以体制内身份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三李一何”(李慎之、李锐、李普、何家栋),还是“四五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还是更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余杰、王怡……,都是中国民主化的本土资源。有资格进入民主“先烈祠”的应当是那些有缺陷的战士,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圣人、先知、救世主。
    
     何家栋思想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他的“链接”意识。他主张链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粹,链接从苏格拉底、耶稣、洛克、卢梭、马克思到波普的西方思想主流,链接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自由民主道统,链接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他在去世前再三叮嘱,要以包容和妥协的心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们不能像仲维光所主张的那样,抛弃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这“两三代”知识分子,“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这代人过去,下一代人到来”。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不能总是重返起跑线,从零开始。只有踩着一代又一代人所搭起的接力人梯,才能攀登上中华文明的新高峰。
    
    2006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
    
    《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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