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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李昌玉
(博讯2006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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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玉
     (一)作家们积极响应胡锦涛的号召:做人类灵魂工程师 (博讯 boxun.com)

    北京刚刚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大会堂里,华服衮衮,冠盖如云,隆重而热烈。参加这个两代会的代表都是中国文艺界的精英俊杰。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文联八大、作协七大上作了长篇讲话,对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谆谆告诫,勋勉有加。他四次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他说:“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中共文艺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现在不强调文艺的政治工具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如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对文艺工作者戴上一顶高帽子――从“马列主义”的祖师爷斯大林的武器库里挖掘出一顶锈迹斑斑的高帽子――“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把它擦拭得锃亮锃亮的,扣在作家头上,充分满足了作家们隐秘的“劳心者治人”的虚荣心自尊心,感到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成了卑微的低三下四为政治服务的“婢女”、“御用文人”。
    这是一著妙棋,高,高,高!这是用金光闪闪的外衣包装的、百发百中的“糖衣炮弹”!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已经习惯于一种思维模式、表达方式:永远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何况舒舒服服地戴上这么一顶高帽子何乐而不为呢!总书记的号召,成了众作家的灵感源泉、语言范式,于是纷纷响应,以最精辟的最生动的最哲理的语言,来展示自己最深刻的思想和最崇高的理想抱负:决不辜负党的期望和重托!
    (二)张抗抗表态:做人类灵魂工程师
    打开CCTV的新闻,我无意间看到我熟悉的美女作家张抗抗的尊容。她和另外几位代表表态:要做一名优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听到这个表态,我倒感到难受起来。张抗抗呀张抗抗,你怎么会作出这样可悲的表态!一个中国作家,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又经历了二十几年来的腥风血雨,再拿做灵魂工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未免叫人感到可悲!这不是认识的前进,而是认识的跃退。
    我在电视上看到她,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位出生于盛产美女的西子湖边、当年风采照人才华洋溢的知青作家,如今已经是五十有六快要珠黄的半老徐娘,所以她不是我曾经在照片中看到的那个漂亮的风采照人的美女了。我称张抗抗为“美女作家”丝毫不含有如今指以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的意思。我只是根据曾经看到的照片形象,觉得在女作家中,张抗抗是很漂亮的很有风姿气质的那种女性。在想象中,我觉得也只有这样的美女,才能写出如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这样的美文。
    我不是张抗抗的“粉丝”,因为记忆中仅仅读过《淡淡的晨雾》还有另外两三篇,但因此对她的名字印象深刻。她写的《淡淡的晨雾》,太好了,真是引人入胜,但也许更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它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写的是反右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
    故事既简单,又复杂:罗阡的丈夫笔名荆原者,因为一篇文章观点不合时宜而打了右派。她逼于形势,带着两个儿子离婚,随后又和一个因为妻子不育而离婚了的一位老八路、省商业局副局长郭自彬结婚,她的两个儿子并随着改姓,名为郭立柽、郭立枢。罗阡和郭自彬婚后生育一子,名郭立楠。郭自彬两年後因冠心病发作病故。
    故事发生于1979年的哈尔滨,大规模的右派改正之后。中心人物是某大学的团委副书记、30岁的郭立枢和他的妻子、校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梅枚。他们曾经是工农兵学员的同学。来自工厂、“喝狼奶长大”的郭立枢,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跟风、善于钻营、善于溜须的极左人物,因为在每一次政治风浪中,都能步步紧跟,所以入了党,保送大学,毕业留校,甚至于谈恋爱也是为了高攀这个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梅枚。他因此深得继父的青睐喜欢。相反,思想解放追慕阳光生气勃勃的郭立楠,却和思想极端古板、保守、固执、僵硬的生父郭自彬格格不入。“郭立楠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向新时代的春天的人”。至于郭立枢的妻子梅枚,是一个思想单纯、健康,因此婚后备受压抑的妇女。她慢慢发现他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思想极端左倾的伪君子、两面派。
    故事的焦点就是郭立楠以学生会的名义出面,邀请改正右派荆原来校作报告。郭立枢在上下其手阻扰荆原作报告不成之后,先是要梅枚为他坐在台下作记录,而后又要梅枚为他借录音机,被梅枚一一拒绝之后,他自己借了录音机,偷着录音,偷着整理,想要把荆原打倒。
    其实,荆原讲的不过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才培养问题,远不是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如民主、自由、宪政等等。要知道,在当时,在1979年底,右派改正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张抗抗作为一个“而立”之年的知青作家,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么一个尖锐的题材与主题,对于那些守着极左路线的顽固派凡是派作了深刻的揭露,通过典型代表人物郭立枢的丑恶形象,作了狠狠的鞭挞,表现了作家对国家命运的休戚与共的关心和极左路线的憎恶。
    笔者,我,有着亲身的经历与难忘的印象。当中央“55”号文件下发到县里的时候,一位坚决给我再次戴上帽子的领导,在县城的大街上冷冷地高声喊道:“给右派翻案!”我所在的中学,一天晚会上,党支部书记念完给我的“改正”通知后,马上召开党支部会议,告诫党员道:“右派改正了也是右派。他们的立场思想改不了的,大家还要划清界限!”
    因此,张抗抗对荆原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怀,作了极为热情的肯定与称赞,对郭立枢为了往上爬,妄图给“改正”右派荆原栽赃,对其阴暗的心理,无耻的手段,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当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小说在结尾处,写到郭立枢知道站在面前的荆原就是自己的生父之后,竟然如此冷酷无情地说道:“父亲?不要弄错,我从来也没有承认过这样一个父亲!无论是戴帽的或是改正的!……党一时的错误并不能完全证明你们正确。少用父子之情这种东西来感化我。”这个郭立枢已经掉进极左路线的深渊,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我对于张抗抗的作家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是,这样的作品,今天还能在中国的文学园地中立足吗?
    小说中,作为“左派”的代表人物郭立枢说的话,恐怕至今仍然被中宣部奉为圭臬。他说:“就说我前几天刚看过的一个内部片《脖子上的安娜》吧,那叫什么玩意儿!刚才我已经声明,我并不一律反对这种片子上映。但他到底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呢?安娜婚后把她的父亲和弟弟都忘了跟人家跳舞调情,这到底有什么教育意义?”这是对于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极好诠释。
    要求作家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就必须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脖子上的安娜》当然不合格,还有小说中提到的《简•爱》,更得枪毙。
    按照“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要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以及曹雪芹等等所有中外历史上的著名作家,都不能及格。
    如今张抗抗发福了,就像许多中年妇女年过中年都会发福一样。与众不同的是她仍然有风度,有自信,仍然富有魅力。面对镜头,她极为兴奋地表示:要做一个优秀的灵魂工程师!那么,假若张抗抗再写出《淡淡的晨雾》还能发表,还能获奖吗?这是不必说的了。现在,张抗抗晋身为新一届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设想,假若张抗抗作品中的人物做到“与时俱进”,那么,郭立枢,现在56岁,又是“团派”,应该是省部级干部了吧?至于,荆原,他能成为共产党喜欢的干部吗?首先是,在随后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动乱,反邪教这些运动中,他能成为“立场坚定”的好党员好干部吗?根据我们见到的情况推想,郭立枢绝对不会站错队,而荆原恐怕很难,因此,他还得边缘化另类化,但是,二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能够作出理性的思考,在中国思想界最前沿最活跃并成为领军人物的人,主要是一批“改正右派”,如李慎之、胡积伟、李锐、刘宾雁等。他们虽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排斥和打压,但始终坚定地不屈不扰地进行思考。对于他们的意见,当局虽然采取不承认不接受的态度,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先锋前驱。他们的思考其深刻广阔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荆原。和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两位总书记相比,他们才是中国的大脑,中国的脊梁。
    
    (三)六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这是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虽然不很周延,但通常还是正确的命题。积六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共产党给作家赋予的光荣使命,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它首先是使作家作家画地为牢,戴上紧箍咒,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反之又扼杀了文学的发展繁荣兴盛。作家奉命写作,遵命写作,虽然是曾经和现在的时髦,但是这是一道紧箍咒。六十年来,中国文学没有产生一部足以称雄世界的作品就是铁证。
    中共对待作家,在毛泽东治下,有长达三十几年的“棒杀”记录。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开始,进入北京以后,经过反胡风、反右派,再到文革,作家几乎是“全军覆没”。到了邓小平以后,是“棒杀”和“捧杀”兼用。在“棒杀”方面,大要而言,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直到八九六四,加上中宣部那些明里暗里的禁令,封闭出版物、出版社,下达禁止发表作品的黑名单等等,不过这28年来更多的是“捧杀”,既有经济上的评级别,发奖金,又有政治上的评奖项,戴高帽子,封官晋爵以及各种名目的委员代表等等,不一而足。高帽子中,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是最虚灵却最非常富有魅力的桂冠,是最高级的“糖衣炮弹”。
    其实,棒杀是摧残文学的板斧,捧杀也是一把宰割文学的软刀子。
    把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始于斯大林。其本意就是要求作家要用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用共产主义教育群众,是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斯大林的比喻还有若干,在中国影响最为深远久远的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1957年,许多人因为质疑这个比喻被打成右派。现在,这个比喻在中国已经羞於再说了,不是因为打错了右派所有内疚,也不是共产党员认为自己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举国唾骂,臭不可闻。但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比喻却越来越走红,不但用于作家,而且用于教师。为什么中共欣赏于这个比喻呢?因为共产党要通过教师,通过作家,对老百姓洗脑,喂“狼奶”。
    这个比喻可谓一箭双雕:首先是要求作家自己先自觉地服服帖帖地成为共产党的不二信徒,进而成为光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然后对读者对人民群众进行灌输共产文化,所谓“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就是成为良民愚民。
    由此可见,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鼓励号召,是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
    粗粗一看,这个比喻是很生动形象的,可是,对人民群众、对大中小学学生灌输共产文化,怎么能够像“工程师”那样设计施工呢?对“灵魂”实行精神灌输,岂不是强制强迫吗?尤其狂妄自大的是,中国作家凭什么要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呢?果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如今“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因而使中国的作家可以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吗?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大的文化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文化。
    (四)一个没有一流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大国强国
    二十来年前,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涌现出来了一批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对文革作出了最初的也是非常富有启蒙意义的反思。张抗抗即为其中之一,这个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比张抗抗优秀的还有很多。后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再到八九六四,再进入市场经济大潮,这些作家身上的锐角蒺藜都一步一步的磨钝。为了生存,有的转业,有的下海,即使坚守文学阵地的,也只能在夹缝中挣扎,不敢再触及任何可能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的题材和主体,或者跑到古城废都,或者跑到温柔乡中,或者跑到帝王宫闱,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聪明如张艺谋者,从《红高梁》《黄土地》逃跑到依靠高科技哗众取宠的《十面埋伏》《英雄》,倒是取得了“票房价值”,但是文学的思想价值何在?
    照我看,本来很有才气可以写出一部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的王蒙,却反而成了破解曹雪芹的谶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专家学者。是曹雪芹“痴”,还是王蒙“痴”,旁观者的我们,难“解其中味”。
    张抗抗在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巨变方面,本来也是应该大有作为的作家,也许他们写了都藏在自己的硬盘里了吧?
    于是,文学离开了历史,离开了现实,离开了生活,离开了人民,渐行渐远……文学成了玩家的古董,古董的玩家。
    要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希望出现能够足以传世的不朽的文学作品是错误的。每一代的中共领导人都希望在自己的手上产生文学的丰碑。因此,官方煞费心机,设立了诸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等。由官方亲自出面,建立官办作家协会,领导作家,奖励作家,给作家发工资――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养活了一大批没有版税也能优游生活的专业作家,把作家供奉到香桌上,尊之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些举措,在世界上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可能会使相当多的一批亚非作家羡慕得流口水,但是,如今谁能说出一两个中国文坛上的领军作家、一两部中国的文学名著呢?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没有声名显赫的代表作家,没有声名显赫的文学作品。这次作代会选出的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虽然年青,只有49岁,但实际上是属于和张抗抗类似的作家。铁凝的名字,大概只是在“圈子里”才广为人知。
    在文学方面,中国政府的投入产出比,只能说大于零,因此,永远都能评出获奖作品,各领风骚三五年,却永远都没有声名显赫、惊世骇俗的作品。所谓永远,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从来没有产生纪念碑式的文学作品。
    总之,中国是一个没有一流文学家和一流文学作品的人口大国经济强国。
    (五)中国作家哪里有资格做“人类灵魂工程师”
    这次两会,包括了诸如“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方面”的代表,其中,只有文学以及围绕文学而产生的“戏剧、电影、电视”才是显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学水准、文化水准的代表。
    胡锦涛说道:“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话说得多么中肯!
    中国的GDP如今乘着长征5号导弹节节上升,可是,中国在文化上,至今还没有产生可以到世界上一比高低的文学作品,如胡锦涛所遗憾的,没有“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有一个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是“法籍华人”,所以中国官方不予承认。那么,文化传统如此悠久,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由国家全力供养的专业作家,数以千计,车可载,斗可量的国家,可是却怎么也创作不出足以称雄世界的文学作品。这就不能责怪诺奖评委们的偏爱偏心了。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想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那还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被国人公认的声名显赫的文学家、思想家。重量级的没有,连准重量级的也没有。一个没有一流思想家、没有一流文学家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民族。这个判断不是我说的,而是总书记胡锦涛自己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家哪里有资格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啊!
    我想,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作家代表,个个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哪个作家不想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丰碑呢?那么,延安文艺座谈会至今已经六十几年,建国至今已经五十几年,为什么创作不出文学杰作呢?经历过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经历过1951批判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我们,不得不想起50年前,胡风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而披肝沥胆,向党中央的慷慨陈言:这就是作家的头上悬吊着“五把刀子”,什么党性原则,思想改造原则,写工农兵原则,只能写“光明”的原则等等。胡风说:“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见《三十万言书》)现在,对作家提出的语言变了,但范式依旧,诸如“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进步号角”、“ 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 升起更加昂扬的理想风帆,描绘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激励更加坚定的奋进信心,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努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功立业”等等,含义是一样的。而且,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后面,是中宣部的十道二十道禁令: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等,等等,都是文艺创作的禁区,作家必须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不许直面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胡风语)。概括而言,毛泽东主政的28年,文学不能涉足。毛泽东打天下的28年,只能照着中宣部定下的调子演译。再往前的历史,连《走向共和》都封杀,还可以写什么呢?试想,世界上可有这种背离现实主义、背离人道主义、背离自己国家历史,而“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一个禁绝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却能够产生“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吗?!
    不过,对于胡锦涛发出的“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号召,引起了作家艺术家的热烈响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啊,既自卑,又自大,追慕虚荣,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塑造芸芸众生灵魂的“工程师”,而且竟然狂妄地要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头上戴了这顶高帽子,真是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不过,在这里,真正妄自尊大的是胡锦涛总书记。他犯了一个逻辑上的小错误。他凭什么号召中国的作家去做“人类”灵魂工程师!
    戴上了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子,你就得亦步亦趋地按照中宣部的规范写作,不准越雷池一步。这样,你永远成就不了“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写不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所以说,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一顶套牢作家的桂冠。谁愿意戴上这顶桂冠,这顶高帽子,谁就永远成就不了“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写不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像张抗抗,年过五十,像王蒙,年过七十,都是具有文学才华,而且生活积累丰盛的作家。他们本来是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具有诗史般文学巨著的作家,如果一门心思去追求“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那么,可以断定,文学祭坛上的光荣将会失之交臂!
    (六)我们呼吁:给作家创作自由
    发展文学艺术的根本途径就是自由,给作家创作自由。
    不过,共产党对“自由”两个字怕得要死,就像见了“萨斯”一样,避之犹恐不及,哪里敢正面使用啊!
    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这让人倒是想起了毛泽东的名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
    50年前,当听到毛泽东的这个高见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是欢欣欲狂,奔走相告。按照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解冻的方针,是一个给作家自由创作的方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伟大领袖引蛇出洞的诱饵――“阳谋”。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回到毛泽东的这个命题上来,只要不把“百花”变成“一花”,把“百家”变成“两家”,在这样一个范畴内理解,我看比给作家戴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子要好。要知道,胡锦涛的讲话中,连这样一类的意思都找不到。这像是给文艺家讲话吗?
    在文学的旗帜上,只需要两个字:自由!思想自由,题材自由,创作方法自由……
    (2006-11-15于山东大学附中)
    
    “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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