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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 别了,诺贝尔奖(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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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先生

    
    李昌玉先生
    
    

今天医生给开出了住院单:要切除右“肺”中叶,有CT片确诊。现在估计,是结核和肿瘤的可能性各占一半,但癌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赶快把几篇没有定稿的文章修订一下。预计半个月可以出院。李昌玉11/23
    
    
    
    国内报纸网站对于今届诺奖中国又榜上无名,甚为无奈。今年诺奖颁发时间和中共十七大的召开错叠,一方面是高调炫耀中国的成就,一方面是年年不变的诺奖零记录,如此鲜明的对比,使一小撮勇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感到莫可名状的悲哀。
    
    世间的事物发展,都有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都有先后相继、前因后果、彼此制约的相互关系。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或者说,实际上产生的结果总是和主观上追求的某种预设目标吻合的。如果你本来设定的目标并不意在追求诺奖,你所采取的手段、措施都不是为了获得诺奖,而且是和诺奖背道而驰,几十年一以贯之,现在诺奖怎么会花落咱家呢?
    
    今天的诺奖无缘,其来有自。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关于诺奖,今日之无缘,是源于播种的是苦瓜。播下苦瓜种,哪来甜瓜尝?!
    
    当初我们就非常敝屣诺奖。笔者手头有一部1959年版的《世界知识辞典》,在“诺贝尔奖金”条介绍了诺奖的由来之后,说:“但是,奖金的评定往往受强烈的阶级偏见的影响。”这是非常客气的评语。既然它的评定具有“强烈的阶级偏见”,所以我们也就不以为然了。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怀疑或指责评奖不公、歧视、充满偏见,因为诺奖评奖的公证客观诚信都是无可指斥的,也正和时下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评奖过程充满黑箱作业形成鲜明的对照。
    
    虽然诺奖的评定不是完美无缺,但是谁也不能在它之外,再把应该获奖却被遗漏了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平人士,排列出一个平行的名单,证明诺奖的缺乏权威性、公正性。
    
    在中国,也没有人能够举证出一个或某几个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和平人士具有充足的理由应该获奖而因为“强烈的阶级偏见”被遗漏。
    
    大体而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条分水岭,最终截断了通向诺奖的路。这是致命的硬伤。
    
    对于中国科学发展,中共建政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每走一步,步步都是起到截断通向诺奖道路的作用。大学的院系调整,使高等教育的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组织学科教材全面照抄苏联,领导实行党委制,用延安整风、办抗大的方法办大学,使大学教育全面后退。这些年虽然高等教育超速发展,但是教育质量、水准更加落后,使今天的学人,说起大学来,对于几十年前的老北大、旧清华、茅屋草棚的西南联大,反而勾引起一腔幽怨,充满尊敬、怀念与向往之情。
    
    到了反右运动,就彻底截断了通向诺奖的道路。在反右的基础上,1958年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等于是告别诺奖的宣言。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在制度、在环境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和诺奖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反右运动一方面是教师中大量的打右派,许多知名的学者科学家葬身右派泥潭,如物理学家钱伟长、束星北,化学家曾昭抡等,另一方面是学生中许多精华才俊也打了右派。
    
    著名的生物学家打右派的好像不多,但是他们早就受到压制。在中国本来拥有一批这样的生物学家,他们都是摩尔根学派的佼佼者,可是苏联对摩尔根学派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判处了学术的死刑,因此中国的大学只能被强迫教授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米秋林学说以及后来的学术骗子李森科,使中国本来还可能在生物学方面和世界争高低的生物学,从此一落千丈。
    
    在大学生方面,例如收集北大以及外校右派言论的《原上草》,充满了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对自由、民主的呼唤,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厌恶。
    
    所有重点大学右派最多的理科系是物理系。物理系的右派老师最多,物理系的右派学生也是最多的,许多是最有思想、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
    
    这里请读第一位获得诺奖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先生写的自述,讲他如何被束星北老师慧眼识才精心培养的故事。他称束星北是引领他走进物理学大世界的第一位启老师。可以这样说,当初没有束星北就没有后来获得诺奖的李政道。
    
    李政道的文章是:
    

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30里。1943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1946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2004年三九隆冬(为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所写的序言)
    
    
    
    这位束星北就是我所在的山东大学物理系的教授。1957年他被打为极右份子。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我感受到束星北先生打右派的全过程。最有意思的是,上面讲的《电磁学》还有后来发生的另一个故事。
    
    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打出的第一号右派是副校长陆侃如,第二号右派是物理系的教授束星北。此人被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称为自己的第一位启老师。不过当初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弟子,而是根据他的造诣和学识,评为一级教授,月薪比毛泽东还要高出200元,达到700元。但是这位束星北教授被怀疑为什么什么,长期受到监视,连住宅都受到监视。因此这样的人,经常受到莫名的攻击就毫不奇怪了。在种种诬陷之中,令他最不可容忍的是,一位身为党委委员、业务上又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的青年教师王某揭发说: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束星北写的是一个美国女电影明星。果真如此,不但说明他政治立场反动,而且精神也极度无聊。束星北听了哪能压抑住怒火?
    
    为此,他在大鸣大放时写了一篇《请王××公开回答几个问题》发表在校刊《新山大》上(1957/6/20)。他要王某回答的好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是:“说我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王××认识我的字,他曾在1953年抄过我全本的电磁学笔记(里面有中文也有英文),完全认识我的笔记。斗了周北屏先生三天,逼他承认看到我选举的是美国女电影明星。这是什么目的?物理系有很多同事全认识我的笔迹,曾对他讲:‘把票根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当时王××、冯传海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你不相信党啊!’由这三件事可以看出:王早知道不是我的笔迹,但为什么还一再在大会、小会、外面各处宣传是我选的呢?说我怎样用左手写,怎样借用先生的笔写,又说:我怎样把选举票鬼鬼祟祟叠的小小的。我再声明一句,我的选举票已经找到了,选的就是王××(可见我那时如何信任他),并没有鬼鬼祟祟‘叠的小小的’,是很‘大方’的。(可请他到党委会看我的票根)。请问他这样说谎是什么目的?”
    
    一位被束星北如此信任提携的青年党员教师,对于恩师居然如此造谣诬陷,给束星北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虽然这位王某因为政治红透,后来做了山大原子物理系的系主任,但是学术上并无成就可言,和李政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束星北在大鸣大放中编了四句顺口溜,来发泄自己满腔的怨愤: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有人山下走,
    不准把头抬。
    
    束星北后来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声呼吁“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被打成极右份子。
    
    大家可以公评,李政道因为得到束星北的《电磁学》,成了获得诺奖的诱因,感恩戴德,没齿不忘,而另外一位共产党员的青年教师却恩将仇报,肆意诬陷,给老师造成痛苦莫名的伤害。请问,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培养出诺奖学生吗?
    
    唐朝作家韩愈写了一篇千古叫绝的名文《马说》。文章简洁明快,全引如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伯乐认为千里马常有,之所以见不到是因为没有善于识马的伯乐。可是,反右运动是把伯乐和千里马一锅端,全都打了右派。
    
    
    
    大家知道,李政道先生回国讲学,一再讲他的成就由来首先是得到他的第一位启老师束星北的慧眼识才,多方鼓励,特别栽培。束星北就是极右份子。文科方面,人大新闻系的林希翎(程海果)、中文系的林昭,都是赫赫有名的右派学生。林昭的恋人是胡耀邦的秘书。许多右派学生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受到批判的老师。他们的罪过就是只认学习优秀,不认思想反动。这在我所在的山东大学就是如此。孟夫子说,教师最大的乐趣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此以后,中国的教授们即使遇到天下英才也要敬而远之了。
    
    1947年,国民政府派往美国考察原子能的三位领衔科学家,数学家华罗庚因为得到龙恩赦免,没有打右派,化学家曾昭抡打了右派,物理学家吴大猷去了台湾,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试想一下,反右已经过了50年,其间应该出现多少诺奖获得者啊!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把全部大专学校内迁,同时还在内地举办了大量战时临时中学,免费供应读书,一来是收容沦陷区的逃亡青年就学,二来是为大学提供生源,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绝对可以和世界并驾齐驱,毫无逊色。中共建政之后的所有科技人才,包括制造“两弹一星”的领衔科学家,全部是国民政府“免费”培养出来的。
    
    假若没有这么一批科技人才,共产党凭什么搞五年计划?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学者不应该获诺奖。
    
    诺奖除了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还有经济学奖。一位被喻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介绍和普及第一人”的经济学家梁小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之夜,他回答和讯网记者的问话说:“再过二十年中国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济如此高速的增长,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获得了举世称赞,二十几年的经验积累是整整的一代人,本来应该产生理论的升华与突破。
    
    有人著文问: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该作者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这样一些理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非常彻底地尝试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增长。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其丰富的,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座超级富矿。同时,经济学又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受重视的学科——有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仍然不能拿出足以竞逐诺奖的理论成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那么,中国经济学家究竟为什么始终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位作者说,从近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言行看,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当成了神学来信仰,而不敢对其稍有怀疑和批判。
    
      举个例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需求的变化,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但这条原理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而且所“需求”的也不能是生活必需品。但到了中国,这些条件都被忘记了。比如每年的春运,火车票都会紧张,怎么办呢?有经济学家就出来献策:涨价!这会导致对车票的需求下降,一直涨到旅客流量和平时的月份相当,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种态度就是对神学的态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至于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亿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不能回乡与亲人团聚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
    
      据我所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无一不是那些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经济学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比如今年的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就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看似天衣无缝的原理提出了挑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结果因此获奖。
    
      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失去了学术研究时应该具有的超然立场,自然也就无法接近真理。
    
      比如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过一条“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振振有辞地论证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也不可能经营好企业。但问题在于,这条“定理”虽然可以为现有的企业管理层通过“MBO”瓜分国有资产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像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这样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相当不错?也不能回答,在中国这样“家族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私人企业主由于无法信任家族以外的人,而无法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那么中国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像这样漏洞百出的“定理”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青睐的。
    
    对于这两条不能获奖的理由,我再加以分析:第一,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和共产党一样,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人民,缺乏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缺少高贵的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正如《国际歌》所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共产党以“解放天下受苦人”之名打天下,然后就是保自己,救自己了。像茅于轼那样对于穷人既有爱心,又有勇气的人――一个有茅以升这样的家传渊源,又是打过右派经历的人,但是强弩之末,年龄不饶人了。
    
    第二是当权者始终把坚持文化专制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治国的最高准则,严格控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稍有超越官方立订的原则,必定予以封杀。科学研究应该是没有禁区的,怀疑和批判是科学家创新的前提,科学发现和创新只有在思想获得充分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够出现,可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禁锢、文化专制主义根深蒂固、而且严密防范的国家,任何学科的科学家,他们从读小学开始,就被潜移默化地养成“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定势。有了这种思维定势,想要突破任何规范都是困难的。他们对于任何原理定理都缺乏“挑战、怀疑、批判”的习惯和勇气。
    
    具有将近200年历史、被称为“所有现代大学知母”的德国洪堡大学,又称为“诺贝尔奖”的摇篮,前后拥有33名获奖者。它最被人称道的就是“洪堡精神”。“洪堡精神”的核心价值就是拥有超越社会、国家的独立自由。任何皇帝总统都不能干预学校的事务。这一点,中国的大学教师感受最深。笔者有一个材料,1964年在敝山东大学四清的时候,批判的第一条反动思想就是“有人说,现在各方面控制得这么严,连思想也不自由,比秦始皇还厉害,德国法西斯也只不过只能管制行动,管不住思想。”德国法西斯为什么不能管理思想呢?这是德国大学的优良传统造成的社会影响。
    
    除了洪堡大学,德国还有慕尼黑大学(Muenchen)共获得22次诺贝尔奖,哥廷根大学(Goettingen) 共获得18次诺贝尔奖,海德堡大学(Heidelburg) 共获得8次诺贝尔奖。以上共计81次。至今德国人依然是除了美国人之外拿诺贝尔奖次数最多的国家,而很多拿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其实是二战时期移民美国的德裔犹太人的后裔。一所大学的自由精神,惠及到其它大学和国家。对照之下,我们对于中国至今没有突破诺奖的零记录,也就不必怨天尤人了。
    
    附带说几句题外的话。如今倒是有几个老右派就是恶习难改,所以今天还在以拳拳之心,不顾当局的恶意打压,还在申张正义。可是,举目四望,神州茫茫,有几人焉?
    
    第5个诺奖是文学奖。前些年,中国的作家们好盼望了一阵,以为自然科学奖难以拿到,文学奖总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却发现文学奖有一个语言障碍,评委们大多不懂汉语造成了困难。于是大家都为突破汉语关发愁,可是高某人终于拿到了文学奖。高行健:1948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作品《灵山》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52岁。获奖理由:“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他的小说写的是中国的负面故事,不是表现伟光正,不是表现“主旋律”,正好这个高某人已经入籍法国,所以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予承认了。这就给了中国的一个信号:凡是意在宣传“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休想入围,而入围了的必定是违反宣传导向的非主流文学作品,我们纵观文学史,凡是千古流芳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现实、张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中共深恶痛绝,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原来一群野心勃勃的作家也就灰心丧气了。现在很少看到谈论争取文学奖的文章了,谈起来都是责备评委的意识形态偏见。
    
    第6个是和平奖,达赖获得过。这是使中国政府极为生气的事件,中共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予承认。从此对这个奖项敬而远之。看来中国官方和民间已经难以有人指望这个奖项了。
    
    但是,其实,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获得自然科学奖的人,都已经入籍美国。中共仍然对他们优容相待,唯独对于高行健、达赖拒之万里。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一位对中国充满了好感的杨振宁先生,在硅谷回答校友的询问时,竟然幽了一默,说:“二十年内,中国人将获得诺贝尔数学奖。”言外之意是二十年内中国人还得和诺奖无缘。
    
    诺贝尔奖的诸奖项覆盖了人类文明的3个领域: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它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在世界文明进程上所达到的水准。因此中国人望穿秋水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至今有70%的奖项为美国人获得,而中国仍然没有得到零的突破。更令人沮丧的是,看来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也难有获得诺奖的机会。这些预测都是有根有据的,是根据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提出的,不是出于恶意敌意。
    
    中国的大学、教授、大学生、科研人员的数量都排在世界的首位了,投入科研科技的经费也在急速增加,但是预测获得诺奖的可能性仍然不乐观。
    
    这真是播下苦瓜种,哪来甜瓜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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