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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河:与海外华人朋友谈中国的现状与希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与海外华人朋友谈中国的现状与希望
    □石天河
     (博讯 boxun.com)

    中国由于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国家统一的朝代较多,国家分裂的时候较少。所以,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比较强。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海外的华人,对祖国的兴衰,仍然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国内情势的变化,往往反反复复、光怪陆离,不能不使许多海外的华人朋友,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惊诧莫名,时而痛心疾首,时而仰天长叹。不管是赞赏、是批评、是辩护、是诅咒,都是对祖国命运关怀的表现。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海外的华人朋友,毕竟由于时代环境的悬隔以及地域政治文化习染之不同,对祖国的某些情况,不能不有些雾里看花的模糊感。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又非常特殊,非常多,又非常突兀,其中使人歌、使人哭、使人遗憾、使人怨怒的事,几乎年年都有,因而中国的前路究竟会走向何方,似乎成了个难猜的谜。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之大,是举世瞩目的;但中国为这种经济成果所付出的牺牲之惨(包括用“世界最低价的劳动”、“廉价输出不可再生的资源”、“忍受普遍污染的生态环境”,换取巨额“外汇”来买美国债券等等),又是无法细算和不堪言说的。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摆脱了“个人迷信”,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通过市场经济走向了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道路,对亚洲友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友好互助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平等互惠的政策,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近些年还在国内实行了取消农业税、对城乡贫困人口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以及在义务教育、贫困生上大学的贷款、补助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学生解困的措施。与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毛泽东时代”相比,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可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难于起步,贪污腐化之久治不愈,贫富两极之差异悬殊,官民冲突与群体事件之日见紧张,又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小康社会”是不是名不副实?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不是仍然处于徘徊踱步、逡巡不前、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望的状态?
    特别是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中国在接连遭遇雪灾、大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之后,又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在社会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潜伏于执政党内部的反改革保守势力和久已失去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毛派”极左势力又忽然抬头,并急剧开始了他们一阴一阳如有默契的活动。保守派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保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阻止和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而“毛派”极左势力则野心勃勃地企图夺取国家政权、恢复“毛派”臭名昭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统治,使他们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两种势力,在最近,有一种互相呼应的趋势。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在报刊和互联网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公开与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唱反调的否定“普世价值”的理论文章。这类文章,名为批判西方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胡温“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为经济建设指针”、“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实现的普世价值”等等(即民间舆论称之为“胡温新政”的纲领性内容)进行攻击。其尤为使人感到滑稽与讶异的表现,则是“毛派”极左势力公然以“中国毛主义共产党”的名义,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在个别大城市散发传单的方式,宣布了他们的党章与纲领。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现政权(他们称之为“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这类现象,在海外的华侨和华裔人士的心目中,是可能引起一些惊异甚至会有目迷五色之感的。所以,我想,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以供海外华人朋友的了解与思考,是有必要的。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且过于滞后,法治监督和舆论监督都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就使得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能够通过公正合理的分配而为全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相反地,由于“一党专政”体制的积弊以及各方面政策的某些失误,使得一些共产党内的权贵人物及其亲属,从改革初期起,就以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地形成了一个暴发的权贵阶层。同时还派生出卖权、卖地、卖官、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官场腐败风气。这个权贵阶层发展得很快,他们凭借在党、政、工、商各界、及与公安、法院、银行等政法金权部门的关系网,进行着各种合法的垄断与非法的钻营,很快就成为掌握国家财经命脉的超级人物。并凝聚成为中国社会上层的一种保守势力。为了保守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逐渐成为反对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成为民主宪政的拦路虎,成为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唱反调的歪嘴子王爷。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现在还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兴风作浪,觊觎大位,为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而进行各种活动,以阻碍改革开放的核心课题——“民主宪政”的进程。
    从前,邓小平在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作打破僵局之设计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他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由于没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与广泛的民主舆论的监督,在“一党专政”体制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因改革开放而“先富起来”的人,就只能是与执政党沾亲带故因而处于利益前沿的那些人。而这些人一旦成为了一个攫取了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他们就非但不会成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的中坚力量,反而因“一阔脸就变”而变成了反对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挠着改革的前路。——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由于先天不足而导致的“前锋倒戈、中军驻马”的怪现象。
    至于说到极左派的反改革势力,他们的历史渊源比当前的保守派更长。他们基本上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权利场中失去了中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分子。可以说,他们是死抱住毛泽东灵牌继续顶礼膜拜的孤臣孽子,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文革”极左政治路线遗留的精神毒品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这些人,早在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就在他们所主持的《中流》等刊物上,发表“名为反修、实为批邓”的各类文章,与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对着干。其后就长期保持着这样一种“把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把历届中央领导全都视为修正主义集团”的立场,即所谓“党内反对派”的立场。中央领导号召“发展生产”,他们就批判“唯生产力论”;中央领导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理论”,他们就批判“崇洋媚外”;国家实行“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他们就认为这是“卖国”。本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和具体作法上,是有得有失的 ,是应该容许批评的。但他们的批评完全采取笼统的、不顾事实、抹杀一切的“以极左立场反改革”的敌对态度,他们的语言也完全继承了“文革”时的“大批判”语言,他们的思想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式的毛泽东极左思想:“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反帝反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那一整套。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是完全脱离实际、与世界潮流和中国的进步性发展南辕北辙根本不相容的,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就承载着十三亿人的复杂性;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事情的得失难斉,以及“文革”后中共干部素质的鱼龙混杂,国家上层决策机制之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就使得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性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由是,极左派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攻击,也就不无可乘之机。特别是在国企改革时,在事先全无对失业者生活保障考虑的情况下,使大量工人骤然下岗,使工人由“国家领导阶级”骤然跌落到被弃置街头的无业游民的地位,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体性的怨愤。在国企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把中小企业产权转为私有制的时候,出现了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即无偿地转归私人所有)的弊端。在私营企业开业、建厂的审批,以及产品的上市检验等各个环节,掌握着审批、检验大权的政府干部,利用权钱交易而贪污受贿的情况,逐渐习以为常,并由此而使贪污腐败的风气遍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各地的开发区,官商勾结,圈占土地,不依法理强制拆迁的事件,多次招致城乡人民的维权反抗,甚至酿成血案。许多大中城市的警察与城管人员,在维护城市秩序或市容的工作中,由于缺乏“权限”教育与“人权”观念,往往野蛮执法,动辄伤人或非法拘禁,也使老百姓感到,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已经不再代表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利益,完全官僚化了。而商家拉拢政府官员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点子越来越精,所谓“红包开路、金砖敲门、美人牵线、宴会结盟”,就使得政府大大小小的贪官,一串串一团团一群群一队队地掉下污泥地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声誉,没有能经得住执政时期的考验。以致民间在谈论“反贪污”的时候传开了一个笑话,说:“如果把共产党的官员全部杀掉,那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只杀一半,那肯定有人漏网。”这虽然只是一个民间用来泄愤的笑话,但它确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一党专政”体制在没有民主监督情况下陷于普遍腐败的严重不满。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极左派抓住某些现象对中共领导人发难,竟出人意料地还能获得一小部分人的附和与赞许。这是奇怪的,在“文革”以后,早已为万人唾骂的极左派,现在居然还能以极左言论来蛊惑群众,岂不奇怪吗?——他们崇拜的毛泽东极左路线把中国搞得“万姓为奴,一人专制;打砸抢烧,国无宁日;摧残文化,诛灭智识;饿殍遍野,千村空室;爨骨为炊,人自相食;舆论禁绝、谄媚成风;忠良惨死、暴徒横行、道德丧亡、人性沉沦;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他们现在还有脸来批评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政权吗?显然,极左派的批评是无足挂齿的。但他们在“文革”后居然还能抬头,并公然进行政治活动,还能有一定的市场,这却是值得深思的。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里面所说的“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执政者不可忘怀的警示意义。
    保守派的“前锋倒戈”,极左派的“死灰复燃”,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呢?这并不能怨保守派不争气,也不是由于极左派有什么特殊能耐,这主要是中国改革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受环境影响,使得改革在起步的时候,就带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中庸之道”与“不敢为天下先”的老毛病。这病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文革”后没有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错误政策,以及他一贯独裁专制、违反党章宪法、肆意践踏民主法制,残害党内同志、残害知识分子、残害全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进行全面清算与彻底批判。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失误。
    “文革”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正确施政方针。这些都是做得很对、很及时的。但是对毛泽东所作的“三七开”、“功大于过”的结论,是不符实际的。是在“为尊者讳”的封建意识支配下,因怕出乱子而对毛泽东所遗留的极左势力妥协让步的表现。依据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所揭示的材料,原先给毛泽东作“三七开”“功大于过”结论的邓小平,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谈到对毛泽东应该重新评价的问题。邓小平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根据江泽民当时的提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在座。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对毛泽东重新评价,是早已备案的。其所以牵延至今,主要还是中央领导人心中存在着某些顾虑,在各种阻力面前难于决断。
    首先,邓小平自己不愿在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批毛”,是由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他是被毛泽东打倒过的人,他要避“报复”之嫌。二、在从“反右”到“文革”前这一段时间,他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所犯的严重罪错,他虽然确实无力纠正,但作为党的总书记,他一直是错误路线“瞎折腾”的主要执行人之一。如果由他发动“批毛”,他觉得别人(特别是党内的极左分子)会说他把罪责全都推给毛泽东,是为了洗白自己。甚至,有可能因“批毛”而引火烧身,影响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威信。三、邓小平自己是一个没有民主素养的人,他对毛泽东的许多罪错的认识,都停留在从历史事实“就事论事”的浅表平面上,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罪错的根源是“专政”理论及“专政”体制结出的恶果。他自己还想“萧规曹随”地继承毛泽东的“专政”统治地位,他不知道如果不“专政”中国是否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他当时只想由自己掌权把中国稳定下来,把“文革”留下的烂摊子整顿好,把改革开放搞出一个头绪,让改革派的势力成长起来,自己就算完成历史任务了。“批毛”的事,就留给后来人去作。(他自己后来也由于“专政”而犯错误,违反党章的规定程序,两次武断地把对“改革开放”有开创之功、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威信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废黜,就足以表明他对毛泽东罪错的感受虽然刻骨铭心,理性的认识却是很不够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设计与推进,有盖世功劳,但他的这两次错误,却成了中国改革事业的终天之憾。)而“文革”后没有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就给改革留下了无穷后患。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启动对“一党专政”体制的根本性改革。甚至在自己国家一再出现政治失误,国际上出现苏联东欧剧变,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在全世界退潮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从理论的科学考查和历史的实践验证中去认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误。对过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失败及现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弊病,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以求改弦更张。中央领导集团,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取向,在理论上似乎心猿意马,在行动上又似乎举棋不定。这不能不形成中国改革目前的困境。
    自邓小平下台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由于1989年的“六四风波”,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群起攻击。这种“人权压力”,不能不使继邓小平之后担任国家领导的第三代领导人,把应付外来压力,稳定局势,拘押国内“民运分子”,软禁赵紫阳,清除党内同情“民运”的“紫色党员”,放到了政治工作“重心”的地位。这样一来,不断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放逐改革派”,强化“专政”体制,就使毛泽东遗留的左派势力,又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部门掌握了作威作福的权力,对舆论的控制一度几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的状态。非但不许“批毛”,甚至报刊上连“反右”、“文革”的历史都不许谈论。后来,虽然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人都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只是学生自发的“反官倒”民主运动,并没有某些人虚假汇报的“受外国操纵”、“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等等“莫须有”的情况。可是,事已至此,为了维护“共产党没有错”的体面,反制“人权压力”、扼制“民运活动”、“巩固专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执政党的政治取向。即使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相继接班的长时期中,曾经有过对民间舆论“宽松”的态度,但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继续抗衡,在国内只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而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了中国改革的特色。
    这种特色,中国官方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在民间舆论的分析中,则被认为是“打左灯、向右拐”的特色。即一方面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一方面则在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发展生产、进行资本主义的历史补课。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补课”是必要的,这种作法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是取得了重大成果的。其缺点,只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专政”权力机构没有民主法治监督,造成了权贵阶层利用职权谋私,乘改革之机,窃取国家财富,官商勾结,化公为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成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社会不稳、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种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能不面对许多新的烦恼。最初,改革开放所面对的社会反映,是一种颇为幽默的“吃肉骂娘”现象。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在“穷社会主义”、“短缺经济”阴影下过“紧日子”的状态,生活水平普遍地有所提高,不再受粮票、油票、布票、烟票、酒票、肉票的限制,随时可以吃到肉了。但是,在“一面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一面骂娘”呢?这是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对建国初期共产党那些革命干部的艰苦朴素作风印象是很深的,在经过“文革”十年昏天黑地的大乱之后,人们渴望从共产党干部身上,能够再看到建国初期那些清廉朴实的作风。可是,事实使人们完全失望了。人民再也看不到原先那种平平淡淡的“干部”的影子,看到的大都是官腔官味官架子的“官僚”,而且往往是一个比一个精灵、一个比一个龌龊的贪官污吏。人民怎么能不“骂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动辄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贪污、受贿、走私、偷税、非法融资、违规贷款、黑箱招标、红包卖地的“奇案”,甚至发展到成批卖官、集体作案、雇凶杀人、销赃灭口、可谓无奇不有。为什么觉得“奇”呢?因为中国的国库像没有上锁,中国的海关像没人守门,中国的官员像神偷神盗,中国的商人像手眼通天,所有的大案要案几乎无不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并不是没有重视,各地都有政法委、有法院、有纪委、有检察院、还有专司其职的反贪局,可是,后来发现,这些机构也出现了不少贪官。民间的笑话说:“反贪局的铁门可以用金刚钻打通,法院的判案可以请赵公明修改。”以致后来各地的大案,常常要由中纪委派人去查。许多案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据传媒报道,有新近的统计表明;贪污犯中竟有90%是各地的“一把手”。这是一个使老百姓摇头叹气,使共产党无话可说的事实。而且,这事实充分地证明了,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各地的“一把手”(如: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之类),他们的权力,是所谓“党政一把抓”,通常是不受平级制衡、根本无人监督的。这种权力,在其所在的地区(单位),实际上就是“土皇帝”式的“绝对权力”。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在中国得到了最明确的注解。试想,这些“一把手”,他们处在市场经济权钱交易盛行的年代,要不腐败,除非其人是“圣人”或“白痴”。而这些在省、市、区、乡层层分布的“一把手”,历来就是“一党专政”的支柱。由此可见,“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改革,贪污腐败是没法治的。
    那么,为什么不想法治呢?——这就是难题所在。因为按照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一党专政”的体制,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正像贾宝玉脖子下的通灵宝玉,是丢不得的。现在,到了这份上,人们一提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给你打转来:中国决不可以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三权鼎立”,那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里,已经是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可是,共产党人并不全是花岗岩脑袋,马克思主义原本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理论。人们发现在苏联解体以后,现任俄罗斯共产党书记的久加诺夫,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大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而这恰好就是“一党专政”在上述三大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人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没有个人赖以谋生的私有财产,没有独立思考和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自由。这样的政治体制能够长治久安吗?能够像蒋介石所说的“子子孙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吗”?能够像毛泽东所迷恋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显然,苏联东欧“专政”体制的失败,毛泽东在“文革”时以破坏党、破坏国家、破坏民族文化来挽救“个人独裁”体制的失败,已经足够说明,这种体制是早已落后于时代,早就应该扔近历史垃圾堆去的东西,它的命运是无可挽回的。
    中国文化,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过“天下为公”的向往。中国古老的“民本”意识,也早已唾弃了桀纣式的“独夫”。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就引进了西方的“民权思想”与“民主议事程序”。中国现时在政治体制上的落后,只是由于历史阴差阳错地走了一段“革命压倒启蒙”的弯弯道。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那么愚昧的阿Q。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还是在寻求改革之道。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是略胜一筹的。一代比一代是有所进步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在前进时,遇到了毛泽东遗留的左派势力的干扰,遇到了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倒戈,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竟使得高层在面对阻力时的决策未能避免时机上的贻误。这是可惋惜的。
    例如说,邓小平在改革起步时,没有能大张旗鼓地“批毛”,已经是一大失误。后来,受了毛派两位“左贤王”的蒙骗,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实际上就等于在反掉“两个凡是”之后又迎回“四个凡是”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弄得后来在改革进程中发生路线分歧的问题上,只好以“不搞争论”的免战牌去搁置争议掩盖矛盾。结果,就使得左派势力得意洋洋地继续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姿态向中央进攻,把由中央宣传部出版、向中央宣传部拿钱、以中央宣传部名义发行的《中流》等四大左派刊物,变成在邓小平整个主政期间、长期向中央进攻的思想阵地。——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还从没有演过这样的滑稽戏。更为滑稽的是,在邓小平号召“反自由化”的时候,被反的作家实际上都是拥护改革的,而打着“反修”旗号“反改革”的《中流》等几个刊物,把中央看成“修正主义”,把“改革”看成“资本主义复辟”,那气势可说是“自由惨了”,却没有谁去反它。当时,大家哭笑不得,只好说: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天地无言,人只好捂着嘴巴笑。
    江泽民接班后,提出的“三个代表”,尽管受到过一些非议和冷嘲热讽,我却认为那是有进步作用的。至少,它比僵化了的“四项基本原则”要灵动得多,它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强调了“先进的文化”,强调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提出党的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纯粹保守意义的“坚持”,表示原地不动的“坚持”,表示死守阵地的“坚持”、表示失败了还要作垂死挣扎的“坚持”,都较为有生气,也较为有实践能动性。而且,尽管它仍然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连在一起,但在大力的宣传鼓噪以后,在人们的直觉中,却有一种“三个代表”是“现在式”的“新口号”的感觉,似乎原先那“四项原则”已经是“过去式”的“陈旧老套”吊不起口味了。这就或多或少总有些“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换了班,已经有了些“新旧交接”、“与时俱进”的意味。所以,我觉得,“三个代表”是有进步作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对左派的进攻采取了不同于邓小平的态度。当时,左派的《中流》杂志,攻击“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提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要搞“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江泽民不但直接指斥了《中流》的主持人,而且把《中流》和其它几个左派刊物都相继停刊了。左派的刊物既然是由中宣部办的,党的总书记责令停办自然也没有任何多话可说,只是,从那以后,左派与中央的对抗,就更加激烈。形式上也更加“短兵相接”(在北京,采取“老党员联名上《万言书》”的方式,继续以“反修”、“反复辟”的极左姿态与中央对抗,相继搞了三次,形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理论交锋)。而在江泽民主政,由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期,正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朱镕基以“敢闯地雷阵”的冒险精神,突破保守势力的高层掣肘与中层阻碍,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达成了加入WTO的协议,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企改革时,发生了大量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权贵阶层乘时暴发,商人以伪劣产品牟利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权钱交易,腐败滋生。社会舆论和民间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这时,左派就抓住机会,对中央进行了更为放肆的攻击。他们在刊物被停办了以后,就在互联网上,开办了“毛泽东旗帜网”等几个网站,继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扬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对中央和国务院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无不尽情地加以攻击。他们的队伍里有一批老左派理论家,也有一些中青年的网络写手与社会活动分子,还吸引了一些社会底层因下岗或房屋拆迁等原因心怀不满的工农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人云亦云的“愤青”的同情或拥护。他们所攻击的“官场腐败、社会不公”的各种现象,一般是确实存在的。但他们完全抹杀改革所取得的“经济快速起飞、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果,而只专注于攻击国家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在广大的知识界,他们是很难得到附和的。后来,“毛泽东旗帜网”等与左派有联系的四个网站,被网民命名为“四大粪坑”,“毛泽东旗帜网”也被有关部门封禁了。但左派势力并没有衰飒下去,他们继续办起来的《乌有之乡网》,一直坚持到现在,态度仍一如既往。海外的华人朋友,往往以为在共产党主政的中国,“反政府”的言论是一点也不能有的。其实,“反政府”反得最明目张胆的左派言论,现在也仍然非常活跃。大概因为中共党内(甚至高层)仍然有一部分反改革的势力在支持他们;中共中央可能是因为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能不“投鼠忌器”,也可能是保留他们的网站以观察他们的动向,或则是感到左派在“文革”后已经“人心丧尽”,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不值得重视,所以,至今并没有以严厉手段对待他们。但是,事情是随时都在变化着的,《诗经•周颂》的《小毖》篇里面有一句说:“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开初以为它只是条桃虫,它使劲一飞就变成了一只鸟。)“毛派”极左势力以“反修”姿态长期进行的反改革宣传,到现在已经扩散开来,似乎已经起到了“煽惑群众造反”的效应。新近在网上公布党纲党章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虽然势力不大,也许还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影子组织”,但是,它居然敢于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散发传单,喊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事情已经不可忽视了。按照《小毖》篇所反映的周成王对管叔蔡叔的口气,虽然“亲不亲,一家人”,只怕也不能继续采取邓小平式的“优容”、“姑息”的态度,那就只能是《小毖》开篇的哪句话:“予其惩尔,而毖后患。”对“毛派”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势必要“惩前毖后”地加以抑制。这不是说一定要消灭他们,而是要依法取缔,以澄清是非。
    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境况,是在连年的冰灾、大地震之后,又遇上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要克服这样的困难,决非易事。但是,从他们执政的理念、亲民的态度、应对困难的政策措施来看,中国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对他们是寄托着良好愿望的。可以说,他们提出的“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国家经济建设指针”的各项具体设施,都是切合中国现实需要,符合人民意愿,比过去历代国家领导人所标举的执政方针更有新意的。尤其是他们公开表示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使知识界和人民群众如拨云见日,对他们普遍地增强了信任感。因而,民间舆论把他们的政治施为称为“胡温新政”。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种“民望”的标志。
    但是,民间在对胡温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有各方面的担忧:第一,考虑到胡温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与当前形势所存在的尖锐矛盾,担心胡温过于温和的态度,恐怕难以应付毛派极左势力煽动“造反”、及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挑起“内斗”的复杂局面。第二,由于胡温在反腐败斗争中,对陈良宇一案的处理,可能冲击到了与陈良宇沾亲带故或有密切关系的某些政界人士的利益,他们将会在其它方面(例如“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议或金融危机的对策等方面)向胡温发难,使胡温在高层领导部门难于获得大多数的同意与支持,迫使胡温延缓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减缩反腐败的力度。第三,考虑到胡温的任期已将过半,在他们的任期内启动民主宪政的进程,可能难于实现。而下一任接班人是否能打破旧的规章,通过党内民主竞选产生出新的接班人,也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望。所以,对胡温之后的下一代领导人能否是积极推动民主宪政的一代,至今也并无把握。
    中国的现状,大致就是如此。知识界和民间所企望的是:一、希望尽可能早一些启动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然后从党内民主扩展到国家的宪政民主。二、中国的宪政民主并不一定会迫使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只是要结束“一党专政”不受制约的状态,使任何执政党都不能有高居于宪法和人民权力机构之上的特殊地位。国家行政权力必须要受法制制约和舆论的监督。三、知识界希望共产党考虑召开一次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是会议”,就国家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对“专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比较,必要时通过全民投票,确定国家体制。四、在既不要求共产党改名易帜,也不要求共产党退出政坛的情况下,实现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即确认人民“普选权”、国家领导人通过依法竞选、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废止由一党指定候选人的假选举与非法的所谓“全额选举”。五、对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反右”、“文革”、“六四”的遗留问题,或涉及“台湾”、“西藏”的问题,一律在不妨碍国家统一,不妨碍社会进步,不损害人民利益,不进行暴力威胁的原则下,通过平等协商途径,以求达成“全国的大和解”,化解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实现和谐社会。——这就是中国知识界和人民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大家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相信这样的希望,或迟或早一定可以实现。 _(博讯记者:刘斌夫)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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