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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产极权在中国和东亚最为顽固?/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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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东剧变”二十周年的新反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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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不是共产极权的创始国度,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非常有利于共产极权的滋生,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比俄国的文化传统更有利于共产极权的稳固:
    
     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远比俄国漫长。俄国有东正教传统,中国则没有宗教传统,皇权之侧,不存在任何超越世俗权力的制约势力:俄国尚有表面独立于皇权的东正教神权,中国则连这种表面的神权都没有,中国主流社会所遵奉的所谓“儒教”,以君主为敬拜的核心,从灵到肉都是帝王的婢女,而且儒家因为对彼岸世界的回避,根本算不上宗教。俄国文化中有贵族传统,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贵族传统,因为自西汉以后,中国的贵族阶层逐渐被消灭殆尽,而俄国的贵族力量虽弱,但“十月革命”之前的七百年里,贵族阶层毕竟一直存在。没有贵族,就少了对王(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没有贵族传统,也就没有独立于世俗王(皇)权的独立人格精神,因此俄国能够产生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一大批独立于沙皇权力的文化和思想巨匠,中国则大量地产生依附于帝王的文人投机者,如孔丘、董仲舒、朱熹、康有为等、或者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毫无建设性的造反暴民,而鲜有人格独立的文化思想巨匠…因为贵族传统的缺乏,中国精英阶层的奴性要比俄国精英阶层更为深重。
    
     以上可见,中国的王朝社会是比俄国社会更彻底的一元化专制社会:帝俄时期的俄国社会多少还有一点欧洲中世纪政教分权社会的外形;而中国的王朝社会则是纯粹的皇权一权专制(一元化专制)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传统是纯粹世俗的一元化专制社会传统;而俄国的社会传统则是欧洲形式的专制社会传统: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皇权(或世俗行政权)没有神权,也不容许任何对皇权(或中央)分权制衡的因素存在,对“功高震主”等皇权之侧的权威也很忌讳,中国的皇帝犹如上帝,只有皇帝一人神圣无比,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奴隶;而在俄国的传统中,虽然也是皇权至上,但神权享有崇高的地位,承认贵族的荣誉和权威,沙皇虽然高贵,但也只是俄国最大的贵族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的皇权(中央权力)不受任何(包括宗教力量)的制约,而俄国的皇权(中央权力)却受到东正教和贵族传统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比起西欧的君主小得多。
    
     由于共产极权是一种极端集权、极端排他性专制政权,它天然容不得任何政权之外的权威、也容不得任何分权制衡的因素,因此,中国式的纯粹皇权一权专制社会传统,要比沙俄那种带有欧洲特征的专制社会传统,与共产极权更加兼容和相通。
    
     由以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比俄国的历史传统更具专制成分;一国的民族文化来自于该国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更具专制和奴性的性质。共产制度正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奴役制度,因此,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与共产极权更加情投意合。
    
    
    
     儒家传统,是中国区别于蒙古和前欧洲共产极权国家的特殊因素,然而,这一因素的影响,却受到广泛的忽视。事实上,儒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持久的影响,是造成共产极权在东亚特别成功、特别顽固的重要的原因,儒家影响的因素,是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国家所没有的因素。
    
     由于具有强大的稳定专制统治意识形态软功能,儒家自汉武帝时期开始被王朝统治者看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逐渐牢牢地长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随着儒家影响的扩张,自明朝开始,中国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有人认为:俄国没有儒家传统,却创生了共产极权,因此共产极权的产生和存在与儒家的影响无关。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没有儒家传统的俄国创生了共产极权,只能证明儒家传统并不是产生共产极权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证明一国的儒家传统对一国共产极权的产生和存在没有影响。 
    
     不能不承认:儒家的无神倾向、追求圣王、平均主义、大同理想、歧视和抑制工商业等性质和价值观,和与自由主义精神处处相悖,却与共产极权息息相通;儒家传统的的两大特征:官本位和家长制,与共产极权的权力万能和等级专制特征,可谓是貌离神合。
    
     因此,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表面上看与共产极权势力牛头对不上马嘴,其实因为内在的两相投合性,儒家传统社会与共产极权势力,恰如插头和插座的关系,能够轻松对接、立即通电。
    
     自由主义是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儒家与自由主义精神处处相悖,因此儒家传统的社会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宪政民主体制,儒家社会天然地适合专制独裁统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儒家传统社会能够自发地转型为宪政社会:南韩和台湾的宪政转型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和压力,香港的自由是得自于英国的统治,而缺乏西方压力的儒家社会新加坡,至今匍匐在“现代化”的李家专制王朝脚下。
    
     正因为儒家传统的社会与共产极权势力内在的两相投合性,因此,共产极权势力赤化中国会那样得心应手,尤其是在商业落后且闭塞的陕甘宁、华北、东北,简直如鱼得水(在江浙、上海、广东则相对困难得多)。
    
     与儒家作用几乎完全相反,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民族文化主体基督教(东正教)、尤其是天主教,对共产极权势力劫夺和稳固则构成顽固的障碍。因为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的一神信仰、罪恶感、契约精神、产权观念、彼岸世界等价值观,处处对共产极权势力的劫夺和稳定构成障碍和挑战,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因为崇奉教皇为最高世俗权威,而且内部有一套等级体制,它尤其是共产极权势力树立自我权威的障碍。基督教(东正教)传统最不利于共产极权势力的影响是:它能够生发出人道主义精神,它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共产极权赖以存在的支柱——暴力镇压,这就是苏共领导人中能够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道德伟人,而中共却不能;东欧能够在八九民主化风潮中和平演变,而中国却不能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同为民族文化主体的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东正教)传统对各自所在国(地区)共产极权势力的影响大不相同,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儒家对共产极权势力的窃国和统治妨碍很小,内在的扶助作用却很大;而在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的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基督教(东正教)传统对共产极权势力却具有根深蒂固的阻碍作用。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苏俄对东欧、中欧的赤化战略实施一度以惨败收场、一筹莫展,最后苏联是藉助“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机遇,通过对东欧国家的直接军事占领,才得以将共产制度移植到东欧。而同样是扶持中国的政治势力以赤化中国,却顺风顺水、几乎不用耗费一兵一卒。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可以通过回归本民族的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瓦解了共产极权统治,而在中国,回归民族传统——儒家传统,只会有强化专制独裁的作用、使共产政权重新加强;这就是共产极权在中国特别稳固、特别顽固的原因所在。
    
     因为深受中国儒家的影响,同为儒家传统社会的朝鲜、越南,共产极权势力同样非常稳固和顽固。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没有儒家传统的蒙古成功地随前苏联、东欧一道摆脱了共产极权统治。
    
     
    
     毛泽东之后的中共,显然看到了儒家对稳定专制独裁的巨大功用,因此逐渐抬举儒家;江泽民之后,胡锦涛在重树马列的同时,更是拼命宣扬儒家,由中宣部授意、央视包装,儒家吹鼓手于丹被捧成大红大紫的文化“明星”,有效地愚弄着新一代年轻人;毛共时代,中共以打砸抢的姿态、赤裸裸地毁坏中国民族文化,胡时代的中共,则以精心伪装成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以“弘扬民族文化”的爱国姿态,拼了老命地宣扬儒家糟粕传统、疯狂煽动文化民族主义,以此抵御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这,无疑是远比灌输马列意识形态更加阴险狡诈的保专制
    
    法术。
    
     除了儒家传统对专制的巨大天然帮扶作用外,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个别国所没有的糟粕传统,它同样有力地支撑着中国共产极权统治集团的存在,那就是统治集团卖国保权的政治传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一己之统治,轻易出卖民族利益。
    
     这种卖国的政治传统,主要形成于满清时期。与中国传统的中原王朝不同,满清王朝是化外野蛮民族征服中国的结果,它自始自终带统治有强烈的殖民征服政权的性质,尽管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定程度遮盖了这一性质。因为满清政权的殖民征服性质,也因为满洲(女真)民族的落后和民族气质上的鄙劣和狭隘,清朝对中国的统治空前(当然并不绝后)的专制和阴毒,为了一族专制的利益,其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戕害和压制,不择手段,无以复加、其精细恶毒程度令人发指;自始自终,享有特权地位的满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中国人,而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主人;直至清末,满清权贵集团仍然坚持“汉人强,满人亡的观念”、甚至公然叫嚣:“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宁亡中国,也不能亡我大清”,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满清统治者不仅不谋求国家富强,反而为了统治的稳定处处扼杀社会的活力,一心求取国家的积贫积弱。
    
     这样鄙劣无耻的统治心态,甚至在同为异族统治的其他国度里,都是十分罕见的,比如:诺曼征服后的英国,说法语的诺曼统治集团固然处处歧视英国主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但对外却以英国人自居,处处为英国谋取国家利益,“宁赠外邦,不予家奴”的心态,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同为征服者的元朝蒙古统治者,也不曾有这样鄙劣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满清统治者统治中国,自然就不仅不会维护中国的利益,反而处处以出卖被统治民族利益为能事:早于顺治时期,为了对付郑成功势力,满清统治者就勾结荷兰殖民者制造思明洲(厦门)大屠杀、乾隆帝则公开向大肆屠杀印尼华人的荷兰殖民政府特使表示感谢,感谢荷兰人大杀汉人、近代以后,面临西方列强的挑战,清统治者更是以卖国求荣求稳为能事。
    
     满清长达两百六十八年的殖民卖国统治,对中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满清卖国政治的影响下,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孙中山、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不习惯性地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一己政治私利,卖国自肥、卖国以逞。
    
     有人认为满清以后,只是中共卖国,这并不客观,国民党同样干过不少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只是远没有中共干得那样多、那样滥而已,例如:蒋介石国民党为了换取日本对台湾政权的支持,比毛泽东中共更早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就是典型的为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
    
     满清所开启的“宁赠外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治歪风,在全世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除中共之外,包括越共在内的各国共产极权势力,都很少有主动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斯大林对苏联人民极尽专制残暴之能事,但他却决不卖国,相反,他领导下的苏共为俄罗斯民族攫取了不少土地和利益,苏共自始至终,没有一个领导人真正干过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即便是野蛮低级如朝鲜劳动党,都不肯出卖本国利益:金家父子不仅对日本战争赔款照单全收,还向中共国索要白头山和东北部分土地“主权”。
    
     满清带来的卖国政治传统,使得中共为了一党之私而出卖国家利益,远远没有别国共产极权统治者的那种心理和文化包袱,无所不用极其,特别放得开手脚。中共可以为保专制而大量出卖领土、领海、作为一个共产极权政党,中共可以委身国际资本、大肆廉价出卖国家资源、劳动力、放纵外国资本集团对本国生态环境进行毁灭性的污染和破坏…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是这是苏共、东欧共产集团、越共甚至朝鲜劳动党都做不出来的。
    
     因为中国的卖国政治传统,中共敢为世界各国共产极权势力之不敢为,成功地以卖国换取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集团的大力扶持,这是共产极权势力在中国特别稳固和顽固的另类原因。
    
     总之,中国特有的专制卖国文化土壤,使得共产极权在中国特别的稳固和顽固,这正是中国特别需要自由文化运动的原因;没有自由文化运动不足以尽快改善中国的文化土壤;唯有尽力去除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专制毒素,包括共产极权在内的一切专制独裁势力,才会象断了根的疹、癣一样,彻尽消失而不再复发。
    
    曾节明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星期三中午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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