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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应该破除的新“血统论”偏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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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9/2/2009
    
    中共曾在毛泽东时代公开大肆宣扬“血统论”,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阶级灭绝和中共权贵的特权世袭制炮制“理论”依据。但近年来有一种与中共“血统论”截然相反的新“血统论”,悄然在中国民运、异议、信仰、维权人士中抬头;这种新的“血统论”认为:父母是中共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的人肯定不是好东西,并由此得出“太子党”(中共高干子弟)在中共派系势力中最坏、最不可救药的结论。新“血统论”的持有者看来:任何人,只要是高干子弟,就一定不是好东西,就一定是不可救药的、死硬维护中共专制的货色。
    
    新“血统论”的观点貌似反共最坚决、最彻底,却是一种与中共“血统论”同样荒谬的观点,因为新“血统论”与中共“血统论”一样,以家庭出身来划分人的情感、思想、价值观类别,大量的事实证明:这种划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人是非常复杂的高级生物,人的情感、思想、价值观当然会受到家庭和出身的影响,但根本无法按家庭和出身来划分,否则,就无法解释出身于同一个家庭、为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其情感、思想、价值观往往千差万别的现象。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人不仅有社会特性,还有生理特性(包括男女性别属性),各人的生理特性千差万别,即便为同一父母所生,兄与弟、姐与妹在智力、气质、性格等方面往往各异(孪生兄弟姐妹例外);因此,即便是同样的家庭出身影响、同样的社会环境影响,在各人的身上必然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从而在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庭,造就形形色色的、甚至迥然相异的各人。
    
    据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同样是“副统帅”林彪的亲身骨肉、同样成长于中共高级权贵家庭和毛共年代,林立果萌生了反叛共产极权的思想和价值观,林立衡却彻底沦为毛共脑残,因为对“毛主席”、“周总理”的脑残信仰,这个可悲愚昧的女人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弟,至今仍然执迷不悟。
    
    据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同样出生于富裕的有产者家庭,华盛顿成了所谓“资产阶级”的大政治家,而恩格斯和周恩来却分别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二号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势力的二号大流氓、大骗子。
    
    据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同为地主出身的曾国藩和毛泽东,一个会成为屠杀农民的大刽子手、另一个却成了消灭地主“最坚决”、最彻底”的“思想家”、“舵手”。
    
    然而,新“血统论”观点的持有者们,全然不察以血统判断人的种种荒谬,他们不自觉地承袭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毛共血统论思维方式,将中共“太子党”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共官僚子女;他们象当年中共“镇反”、“清理阶级队伍”那样,把人按出身归类,不管一个具体的人实际表现怎样,只要是“太子党”,就一概彻底否定,一如同当年中共把“出身不好”的人一概视为“狗崽子”、“黑五类”。
    
    中共“血统论”的根源是马克思毫无人性的阶级专政理论。新“血统论”观点的持有者们则是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阶级划分的共产党思维方式。
    
    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新“血统论”观点的持有者们虽然积极反共,却又不自觉地以毛共反对邓共、以胡共反对江共,反来反去还是共产党那一套,甚至为中共统治集团中更邪恶的势力所利用,沦为中共顽固派帮腔的喉舌和权斗的工具。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与中共“革命元老”没有血亲关系的“团派”就一定比“太子党”开明和进步,因此不遗余力地期待胡锦涛、幻想胡锦涛、力挺胡锦涛,不分青红皂白地“捧胡打江”、“捧胡打曾”,摇唇鼓舌地为胡锦涛“反腐”抓权叫好,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分别是胡锦涛制造的暴政硬归到他人头上、下级头上…他们全然罔顾胡锦涛上台七年来,倒行逆施比其前任倍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权状况全面大幅倒退的事实。
    
    事实上,相对而言,中共统治集团中“团派”不仅不比“太子党”开明和进步,反而比“太子党”更趋顽固和倒退。这,已经为胡锦涛团派七年来远比江泽民、曾庆红更为专制邪恶的暴政统治所印证。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中共的逆向淘汰体制和中国的特殊历史传统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两千多年来都处于中央集权的帝制统治之下,没有类欧洲那种分封制的传统,因此,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契约精神,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习惯心理,在中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对这种“子承父业”的统治集团的世袭制比较认同,而不像欧洲人那样更强调统治者对契约的遵守。因此,毛共政权虽然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伪政权,但因为毛共的江山,是老毛一伙人提着脑袋打下来的,因此毛共领导人及其后代“坐江山”,在普遍崇拜暴力的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容易被看作“理所应当”,在中共党内,更能获得认同;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革命元老”的子女,如果“子承父业”接掌权力,就有了一种“血酬”的合法性,
    
    尽管这是一种经不起理性推敲的虚幻的合法性,因为中共的专制暴政统治,早已经使得这种合法性丧失,但这种“合法性”在深受儒家影响的影响的东方民族那里,却能有效发挥作用(这就是象金日成、蒋介石传位于子的做法在欧洲的独裁、专制国家很难行得通的根本原因),在深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民专制国家,这样的“血酬合法性”, 特别能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获得认同。
    
     “太子党”就拥有这种“血酬合法性”优势,因为这种“根正苗红”的优势,“太子党”普遍比中共统治集团的其他派系更为自信、更敢做敢为。这种自信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捍卫党专制的意志更顽固、行为更张狂;一是更具改革求变的眼光和魄力,比别的派系更敢于实施大手笔的改革动作。这就必然导致太子党的二重性和两极分化:坏的不可救药,好起来却可以石破天惊。
    
    而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团派”不仅没有“血酬合法性”的优势,即使按东方儒家民族的标准也没有任何统治的合法性可言:他们上无元老血亲、下无选民选票、前无建国“功勋”、后无“改革”政绩…因为合法性的极度稀缺(连“太子党”那种虚幻的合法性都没有),又普遍是“辅导员”、“政工师”等党棍出身,不懂经济、不谙改革,整人有术、治国无方,“团派”整体上必然比“太子党”更劣质,这也为胡锦涛统治集团比其前任更僵硬、更横暴、更怯懦、更卑琐的表现所印证。
    
    没有“血酬”优势,本来“团派”可以打“开明牌”以争取民意的支持(团派前辈胡耀邦就是这样做的),但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抛弃八十年代开明路线、全面逆向调整干部选拔制度,建成更为慎密逆向淘汰制度,1989年以后,除“太子党”以外,普遍只有杀人犯和贪鄙小人才能获得升迁,而现今跻身于统治集团高层的团派人马,清一色发迹于“六四”之后,为官无能、屠民有术的团派首领胡锦涛之窜升中南海,就是此种劣胜优汰的经典。俗话说“物以群分,人以类聚”,左棍杀人犯、贪鄙小人胡锦涛一人“得道”后,跟着“升天”的“鸡犬”会是些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六四”以后纯粹逆向淘汰的环境中,既没有“血酬”优势的、又不擅长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团派”人马,唯有比其他派系更左、更暴、更阴、更毒… … 以所谓“党性强”的优势获胜,跻身中共高层。因此,没有这种“血酬”自信的“团派”,只有比太子党更顽固、更僵化、更倒退;也因此,现今当权的“团派”,整体上是中共统治集团中最凶顽的势力,他们比“太子党”以及其他派系更加顽固地整体抗拒民主化变革。胡锦涛心向朝鲜、古巴的原教旨色彩,则进一步增加了“团派”势力的凶顽和不可救药性。 
    
     “团派”比“太子党”更顽固和落后的性质,也为各自的具体的人物表现所印证:“六四”以后,“团派”没有出过一个开明的人物,却有的是屠夫、左棍和酷吏和巨贪,自号召向朝鲜学习的胡主席以下:有疯狂镇压藏传佛教、以文革语言攻击达赖喇嘛的张庆黎、有大搞鬼子进村式“计生”的刘奇葆、有在陕西二次共产、强夺民营油企的贾治邦、有纵容山西黑窑的张宝顺、有力挺三鹿毒奶粉的胡春华、有以“科学发展”为名,兴国企、灭民企的汪洋、有贪赃枉法、助纣为虐,在封网封嘴上出尽歪点子的狗头军师令计划……
    
    而尽管“太子党”中的大多数也是民族败类,但近年来反倒有一些亮点举措:如去年“两会”时习近平提出废除“劳教”动议(为胡锦涛所拍板否决)、薄熙来以开明手法处理重庆的士司机大罢工、并推行听证会制度(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作秀)、曾庆红最近指责胡锦涛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其中尤其带有突破意义的是:刘亚洲在2005年前后提出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对美新思维倡议、曾庆红在十七大前对军队国家化的推动(尽管带有个人野心目的)。
    
    历史上,中共的“太子党”也并非漆黑一团、铁板一块,反倒产生了比“平民”出身的人更为勇敢、更有觉悟的反叛者。其中有最早厌憎共产政权红色中国知青——密谋逃亡香港的郭沫若长子郭世英、有出卖中共驻美老牌间谍金无怠、投奔美国的俞强生、有“六四”屠杀时后用英语新闻向世界发布屠杀消息的国内媒体第一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吴晓镛(前副总理吴学谦之子)。
    
     “太子党”反叛者当中,最具英雄人格的当属林立果:林立果和他的战友们所撰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泽东与共产极权暴政揭示之深刻,是同时代人远不能企及的;在铁幕极权最浓重的漆黑暗夜中、在近十亿人都政治脑死亡的年代、在周恩来等“革命元老”都政治自宫、齐齐下跪的可耻岁月里,唯有一个叫林立果的年轻人敢于亮剑而起,以荆轲刺秦王之气概对毛泽东展开殊死反击,宁可折戟沉沙、葬身大漠,也不愿如太监、猪民般地苟活于极权之下。
    
    林立果殊死反抗人类历史上空前极权暴政的壮举,有如彗星袭月,在中国最为死寂的精神黑暗的夜空划过了一道炫目的闪电,林立果的英雄人格。为整体上绝望的中华民族保存了一丝希望。林立果完全堪比纳粹德国刺杀希特勒的斯道芬贝格。
    
    林立果的作为,是新“血统论”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的。“太子党”之所以比“平民”有更突出的反叛体制的举动,是因为“太子党”因其特权地位,享有“平民”所没有的信息渠道,其在成长过程中对中共的罪恶的了解远比平民更为容易的缘故。
    
    比起“太子党”,“平民”出身的中共官僚往往表现得更保守、更贪鄙、更凶残、更劣质化,胡锦涛团派人马就是典型,胡锦涛本人就是其中的最典型,这是为什么?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正苗红”的出身,为了搏取“革命元老”的信任以飞黄腾达、为了显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统,而唯有更左、更硬、更狠、以更卖力地维护专制取胜。这又是一个证伪新“血统论”的悖论。 
    
     “太子党”蒋经国主动变革,开启台湾民主化时代,则是另一个证伪新“血统论”的经典例子,一个中国大陆以外例子。
    
    当然,这里所说的“太子党”比“团派”更具可变性,并不是说“太子党”怎么好。事实表明:现今最开明的“太子党”(如刘亚洲),也不愿否定中共的“革命历史”,因为否定了中共“革命史”,他们就失去了“高贵”的光环。作为一个整体,太子党决不愿放弃共产党的统治,因为没有了共产党的统治,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就会丧失。开明的“太子党”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但决不会接受共产党的倒台。
    
    这就是中共“太子党”的二重性。
    
    不管“太子党”的可变性怎样,新“血统论”都不利于尽快地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因为新“血统论”这种“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的评判标准,只会刺激中共当权集团各派系抱团顽抗,从而增大中国民主革命的难度和代价。古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想尽快地、以较小的代价瓦解中共一党专制,就不能把中共打成铁板一块。中国民主革命派必须在坚定革命信念的同时,尽可能地争取中共统治集团中开明势力的支持(至少不顽抗)、争取当权派中可变力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的中共统治集团中凶顽势力。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星期二中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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