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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准生二胎”对缓解中国未来的人口老化是抱薪救火/杨支柱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15日 来稿)
    
    (这是3天前写的评论,今天的新闻已经证实了作为评论对象的传闻属实)
    

    作者:杨支柱
    
    据财新网报道,记者常红晓从权威人士处获悉,中国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公布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准许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单独”)生二胎。报道还称,人口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生育率连续20多年低于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其实由于中国大陆的高性别比,2.1的生育率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替,可能需要2.3甚至2.4),放开“单独”生二胎是远远不够的,应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最终取消生育限制。
    
    如果以同等人口老化程度的国家所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为参照,或者以人类数十万年以来的自由生育为参照,全面放开二胎都是在加速老龄化趋势,而不是缓解老龄化趋势,遑论“单独准生二胎”!不知道财新网采访的是哪些人口学家,但他们的论据和论点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据我所知,人口学家梁中堂、李建新、穆光宗等人多年前就主张取消任何生育限制政策了,《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先生主张鼓励生育已经10年了。
    
    大部分人口学家明显自相矛盾的言论,这与执政党、政府特别是计生委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有关。
    
    11月11日,新华社刊发题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40余年 我国少生4亿多人》的报道,称计划生育“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改善了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政府认为这么好的东西,拿计生委课题的人口学家当然不敢说它应当立即废止。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否则何以解释人口密度比我们大得多的日本从来没有我们这样的政府计划生育,也曾有过二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并未加剧资源短缺和环境环境污染,妇女儿童的权利比我们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比我们好得多。人口密度比我们更大、资源比我们更短缺的印度,如今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人口密度提高能促进分工、降低各种公用设施的人均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面而非负面的。这也是政府提出“城镇化”改革战略的理论依据。“人口红利”不是计划生育带来的,甚至也不是似乎有理的毛泽东时代人们多生孩子带来的。毛泽东时代的生育率并不比中国古代高,甚至低于大陆大饥荒结束以前同期的台湾生育率。“人口红利”来源于医学技术进步降低了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生产的劳动力废品少了当然会大幅改善社会的经济生活。指责毛泽东时代错误人口政策导致中国人满为患的人,既缺乏正视事实的眼力也缺乏人类的良知,因为他们居然埋怨毛泽东时代孩子夭折太少了!当然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约20年后经济腾飞的质量跟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关: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难以发挥作用。中国低水平的市场自由化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计划生育则大大缩短了人口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期死亡率率先下降所能释放的“人口红利”。
    
    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统计年鉴”1971-2009的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手术确实大约有3.5亿,还没算药流的和未婚青年在无手术资格的小诊所所作的流产;但是其中大量的人可能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情形下也会做人工流产。易富贤先生根据同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下降趋势,估算中国大陆因为计划生育被减少的人口只有2亿多。计划生育减少的孩子也不是都饭桶,其中至少一半现在应该是20-40岁的优质劳动力了。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促进作用,主要是用杀鸡取卵剥夺妈妈生养孩子的权利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劳作取得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人口红利”而是后患无穷的“人口负债”。我们也不能忘记,计划生育取得减少人口的“政绩”所使用的手段及其带来的深重的人道灾难:数以亿计的妇女被计生工作者像猪狗一样强制实施各种计生手术,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因为父母交不起高额“社会抚养费”而短期或长期沦为几乎没有任何人权的“黑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现在还有1300多万),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几千万的背后则是数亿胎儿被堕掉,其中女胎被堕掉的更多。连办个“生育服务证”(原名“准生证”)都可能折腾半年、数次往返于工作地和千里之外的户籍地,计划生育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未必低于它杀鸡取卵逼出更多的妇女劳动力所带来的正收益。
    
    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观点和观点、观点和论据之间也经常是自相矛盾的。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人们接受用延迟退休的办法缓解中国日益迫近的社保资金入不敷出问题。为什么要推迟退休?无非是嫌干活的人太少、拿退休金的人太多。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鼓励生育,一个是延迟退休。一般采取前一个办法要比采取后一个办法早二十年以上。这两项措施存在明显顺序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生育率刚刚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一段时间,由于养老负担尚不算重,育幼负担明显减轻,整个社会的抚养比反而在降低,根本就不需要延迟退休。中国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中国的生育率1991年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但劳动力总量却是2011年才开始下降,而老龄化最高峰则将在2035年以后发生。第二,延迟退休对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作用虽然有限(能延迟退休几年?而且老年劳动力的质量显然不及青壮年),见效时间却是立竿见影的,但培养一个劳动力需要接近二十年的时间。第三,老龄化高峰到来的时候,育龄妇女尤其是生殖力强的年轻育龄妇女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养老负担奇重,既缺少生孩子的妈妈,又缺少养孩子的财力,那时鼓励生育还有用吗?
      
    计划生育所影响的不只是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社会需要多样性。有人不生,多数人生一两个或两三个,有人生更多,才是正常的社会。人才的多样性与家庭结构的多样性肯定有关联,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都生两个的家庭结构同质化社会其实也是很可怕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胎,孩子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只有生到第三胎他们才能在家里旁观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丰富其情感生活,培养适应社会和解决纠纷的能力。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适当多生,父母更富有养育经验,孩子也有更多模仿和交流对象,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生产的第一件产品和提供的第一次服务肯定相对质量是较差的。培养孩子显然也是越往后越有经验。由于孩子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父母养育老二、老三增长的经验又可反过来提高老大的家庭教养。弟弟妹妹的存在本身也会培养老大的责任感。至于玩具和衣服共享所节省私人费用和避免幼儿园、学校大量倒闭浪费公共财富,反倒是相对次要的。
      
    易富贤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生育意愿就并不比西方人强,生育能力极限还不及西方人。东方人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建立而下降的速度反而比西方快,这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地方都没有实施过强制计划生育。其原因,既有后发国家避孕技术的成熟,也有宗教生育动力缺失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康乾盛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由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弱下降到五分之一弱。由于强制计划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女孩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女孩是未来的母亲,正是女孩的数量,而不是包括老头子、老太太和男人在内的总人口数量,决定着今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这还是以相同的生育率为前提的,实际上印度的生育率也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口低惯性增长已经近二十年,急剧下降迫在眉睫。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老龄化严重、人口急剧下降的国家经济是繁荣的。
    
    政府可能担心所谓补偿性生育高峰,这对于长期超低生育率的中国来说完全是久旱怕甘霖。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育龄妇女大多数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生了两、三个孩子,由于大量的70后育龄妇女甚至80后育龄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由于80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大幅下降,即便是鼓励生育,补生高峰中中国每年出生的孩子也不会超过1963年,而且三、五年之后很可能降低到比现在还少。1963年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中国出生约3000万孩子并没有造成什么人道灾难,今天更不会。政府为什么要久旱拒甘霖?
    
    最后,在立法(包括修改、废除)程序上,由党的“三中全会”或由中央政府提出“单独准生二胎”的所谓改革方案也是不合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有条件地放开二胎本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无论这条件有多么宽松,譬如仅仅要求结婚,对未婚生二孩的给与100元的象征性罚款,对生三孩收取少量“社会抚养费”或实行义务教育收费。限制严得多的“单独生二胎”更没有由中央政府或执政党中央全会做出决定的理由。中央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如此事无巨细非法集权,恐怕将来不仅要承担计划生育的历史责任,还要承担继承计生暴行的法律责任。建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彻底停止计划生育,才是“三中全会”应该干的事情。
    
    2013年11月12日
    
    2013年11月13日“成都全搜索”首次发表时有删节,11月14日南都网全文发表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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