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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光华大学:一所肉身结束灵魂不死的大学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08日 转载)
    光华的肉身结束了,但她的灵魂不死。在丽娃河畔,我常常感觉到光华的心跳、光华的激情、光华的浪漫与文人气。光华还活着,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师大人的心中。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一来自远古《尚书》的名句,成就了一所名校复旦大学。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还有另外一所与复旦齐名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她是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今年的6月3日,正是她的90华诞。

    一所好的大学,是有魂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灵魂,连同她的肉身,都来自于光华。

    说起光华,不能不提到另一所名校圣约翰大学,圣约翰是光华的亲生之父,光华是圣约翰的“孽子”,一个背叛了专断的父亲、出走家庭、独立成人的少年英雄。

    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南京路上英国巡捕放出的排枪,让几十位中国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夺走了4位年轻学子的生命。黄浦江激怒了,中国沸腾了,大罢课、大罢工席卷上海,波及各地,由此拉开了国民大革命的序幕。

    在沪西苏州河畔,有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那就是1879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那是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名声最显赫的教会大学。校长卜舫济牧师出身,精明能干,独断专行,让学生们对这位严厉的“家长”又恨又怕。

    南京路上的枪声,让圣约翰的学生在平静的书桌前再也坐不住了,学生会决定与其他高校的同学联手罢课,并请求教授们支持。圣约翰的中国教授们,本来就是老师中的“二等公民”,对校长和洋教授的飞扬跋扈颇为不满,开会议决罢课七日。领头的是两位素有威望的资深学者,一位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另一位是后来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的孟宪承教授。

    6月3日清晨,朝阳惨淡,圣约翰附中的童子军一脸肃穆,举行升旗仪式,美国国旗升到杆顶,中国国旗下半旗为五卅同胞致哀。卜校长对罢课颇为不满,竟然派人将中国国旗扯下。

    学生们围住了校长,压抑良久的不满情绪终于大爆发:“您是校长,我们应该尊重,但您是外国人,也应该尊重我们中国人的国旗!”卜舫济大怒,命令全体师生到礼堂集合,宣布即刻闭校,所有学生一律离校回家。说罢扬长而去。

    学生们呆住了,继而大愤,礼堂里哭泣声、痛斥声此起彼伏。全体学生集体决定: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永远不入教会学校!513位圣约翰学生昂首挺胸离开校园,与心爱的母校愤然斩决,一刀两断,其中有9位是即将毕业的应届学生。

    北有燕京,南有圣约翰,多少人对这张含金量十足的名校文凭梦垂涎三尺,然而,为激情所驱使的9少年决然放弃了即刻到手的圣约翰文凭,与同学们并肩走出校园。与学生一起脱离圣约翰的,还有孟宪承、钱基博为首的17位中国教授。

    在愤然出走的五百英雄少年之中,也有我家长辈的身影。我的舅公杜心坦,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我中学生的那段岁月,舅公住在我家里,每天朝夕相处,我敬佩他英语流畅,为人豪爽,却全然不知舅公的早年还有一段激情的抗争。

    经常来我家看望舅公的,有一位老太太,我们都叫她王家婆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舅公携手叛逆的圣约翰要好同学王华照的夫人,正是王华照的父亲,后来成就了一所新的大学。

    出走的圣约翰学生,本欲投奔交大与复旦,但交大怕事,不愿收;复旦太小,容不下。师生们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自办大学,办一所像圣约翰一样出色的中国人的私立大学。

    新大学的名称很响亮:光华大学。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光华与复旦皆从教会大学脱胎而来,有基督的救世精神,又有青春的叛逆性格,从诞生的第一刻起,都立愿与民族复兴日月同光,重铸辉煌。

    私立大学要想立足,谈何容易,特别在中国。从清末开始,最好的大学不是有教会背景,就是有国家鼎力支持。然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那个军阀混战、政权式微的乱世岁月,在上海的地平线上却出现了一道海市蜃楼式的奇观:以新式士绅、银行家、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所组成的市民社会。

    2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常常联手,通电全国,召开国事会议,甚至还民间起草宪法,与北洋政府对着干,表现出十足的独立性。五百少年叛逆圣约翰,欲建立光华大学,得到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的各方声援——确切地说,是沪上地方精英的鼎力支持。

    我舅公的要好同学王华照,其父亲是沪上名流王省三,慷然宣布:捐出沪西百亩自家墓田,作为新诞生的光华大学的永久校址(现在为东华大学的所在地)。

    光华校董会成立了,名单中都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人物: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王省三、朱经农、余日章、张寿镛······诸位“土豪”、名士纷纷解囊,筹集开办经费,连张学良将军都表示“事出爱国热忱,鄙人无不竭力援助”,愿捐出巨款,助光华一臂之力。

    许纪霖:光华大学:一所肉身结束灵魂不死的大学

    (光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

    谈到光华,不能不提及创校校长张寿镛。这位清末民初有名的新式绅士,是享誉全国的理财高手,担任过多省的财政厅长。光华成立的时候,正出任上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沪海道尹。

    他不仅自己捐了三千大洋,而且还应邀出任光华校长,卸官之后,全副精力都扑在办校上,任职整整20年,直至病逝,在险恶的时代风云之中,从容把舵,包容多元,铸就了光华早期的辉煌。

    在第二届光华学生毕业礼上,张寿镛的一席临别赠言,颇代表他的办学理念,他叮嘱学生“服务社会,即服务国家。不仅要做官,我们还要注重民众的利益,勿为个人利禄计。还有希望于诸同学者,要坚苦,要洗心。无论何事,不要盲从,而要有理性的判断为行为的标准”。

    光华大学继承了圣约翰严谨的校风,不像有些“野鸡大学”,为了赚取学费,滥招学生,她坚持精英学校的传统,每年招生不过二三百人,学费昂贵,入学甚难,创办不过几年,很快在众多的私立大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个中的翘楚,有“北有南开,南有光华”之美誉。

    一所大学,是否一流,唯有一个标准:有无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私立大学与财大气粗的国立和教会大学不同,它们处于竞争残酷的教育市场,要吸引好的学生,首先要有好的老师。

    哈佛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亲炙弟子张韵海博士离开东南大学到光华任教,出任副校长之后,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到光华,没有别的事,只有二项,一是请好教员,二是买书。”

    除了张寿镛之外,光华前后几任副校长都是一时之才俊,不仅出身国外一流名校,而且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人脉。第一任副校长朱经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学家,他与国内的“哥大帮”自然关系匪浅,后来胡适、潘光旦、罗隆基、彭文应等到光华任教授,皆是他的穿针引线。

    第二任副校长张韵海原是清华学校毕业,又是哈佛出身,回国后又在东南大学任教,经过他的引荐,清华学校的老同学。哈佛毕业的校友、东南大学的旧同事,纷纷云集光华,一时群星璀璨、在私立大学中鹤立鸡群,无可匹敌。

    一位当年的光华学生回忆说:

    “我们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钱基博、吕思勉、蒋竹庄、吴梅、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何炳松等教授的讲学;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韵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

    如此盛况,如此美景,只应天上有,偏偏落到了有福的光华学生头上。

    (1927年,鲁迅在光华大学演讲后)

    本来,在近代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大都云集京城,学术中心非北京莫属。然而,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下半叶,因为奉系军阀盘踞首都滥杀知识分子,随之国民军北伐京城局势动荡,北京的教授们纷纷南下,欧美名校毕业的海归也将上海作为首选的栖身之地,一时黄浦江畔南北重量学者云集,新成立的光华大学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光华的辉煌,始于两位明星教授的加盟。1927年,大名鼎鼎的胡适在好友朱经农力邀下,放弃北大教职到光华大学担任哲学讲席。早在两年前,在光华刚刚建立不久,胡适就在学校作过一场《思想的方法》演讲,人潮汹涌而来,听众过千,胡适对光华印象颇佳。如今他在光华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各系学生纷纷慕名前往旁听,连附中的中学生也去一瞻风采,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

    当时光华建校不久,胡大博士的课堂只能安排在八面透风的茅屋之中,沪上的冬天寒风刺骨,但热情的学生将茅屋挤了个水泄不通,连窗外都有人站着旁听,胡适十分兴奋,妙语连珠,竟然在大冬天里讲了个满头大汗。

    另一位明星教授是徐志摩。他与陆小曼新婚之后来到上海,需要有一份稳定的职业,遂接受光华的聘书,到外文系教授“英国诗”和“英国散文”课程。徐志摩一表人才,粉丝众多,每次开着私家汽车进入校园,都有崇拜者在校门口守候,簇拥着他进入教室。

    徐志摩上课极富魅力,率性随意,既有剑桥的自由风气,又有魏晋的名士派头。有一次,徐志摩课堂上讲雪莱的《西风颂》,寒风从茅屋的窗户缝隙中吹进屋来,徐志摩正在兴致上,用标准的牛津英文迎着寒风徐徐吟唱。

    春天到了,窗外绿意盎然,志摩又会招呼学生,走出教室,跨过篱笆,到大自然里面去上课。他依在梧桐树干上,带领同学们大声吟诵英国名诗。如此浪漫、如此诗意,堪为校园一景。

    除了胡适、徐志摩,一批美国归来的博士也加入了光华。其中有后来成为大社会学家的潘光旦,教授优生学和社会学。学生沈云龙有如此鲜明的回忆:

    “潘先生圆圆面孔,架着金丝无框的眼镜,锯去一腿,以两根拐棍,两腋夹持而行。无论登楼走路,其快慢均和常人一般。他教的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前面大部分全属古生物学,一个单词往往由十余个字母组成,异常难念。他上课时依照座位指定同学轮流先读一段,以测验同学的了解力,然后他开始讲授,大多是他所擅长的优生学和家庭问题。”

    光华的海归教授之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门。民族学家吴泽霖、逻辑学家沈有乾在美获博士学位之后,都回国到光华来担任教授。在当年的清华园,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这三位江西安福籍学生成绩优异,思想敏锐,活动能力超强,被称为“安福三杰”,回国之后被光华一网打尽,聘在政治系任教。

    罗隆基在光华虽然不是明星教授,但绝对是最活跃的。他开设“比较政府”与“中国宪法史”两门课,在课外效仿美国哥大的制度,组织老师与学生一起成立政治学社,还在校园做过一场《学生政治》的激情演讲。在他看来,政治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公民实践。

    虽然光华大学之中政治系学生最多,但中国的学生普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罗隆基谆谆告诫学生:在校期间须锻炼各种能力,作为以后进入社会之用,参与各种社团和学生会事务,对今后进入社会大有裨益。欧美大学的学生会便是国家政治的雏形,有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罗隆基热情寄望光华学生组织一个好的学生会,以为政府的表率。

    光华的师资之中,清华学子之外,东南大学是另一个重镇。处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原来与北大齐名,因为局势骤变,学校发生持续震荡,到国民党定都南京之后索性被停办了。是在张韵海运作之下,多位东南大学的名教授转而任教光华,其中有两位担任过东大校长的重量级人物蒋维乔和陈茹玄,也到光华来担任普通教授。

    光华声誉鹊起之后,又有更多的名家慕名而来。后来被誉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吕思勉,原来在沪江大学任教,因为不喜欢教会大学崇西轻中的风气,转到光华大学历史系,自此从一而终,一直没有离开,最后与孟宪承教授一起,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两位最早的一级教授。大哲学家张东荪原来在中国公学任教,1928年秋应光华之聘担任哲学教授。并出任文学院院长。罗隆基在校园办政治学社,张东荪与蒋维乔一起组织光华大学哲学会,让光华的学生们读哲学的书,从哲学中吸取好的智慧。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光华以人文见长,学生之中也多文人才子。喜爱文学的都知道,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从60年代到90年代,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作家:沙叶新、戴厚英、王小鹰、格非、陈丹燕······其实早在20-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已经有了一个“光华作家群”。在长长的名单当中,有几个如今依然熟悉的名字。

    储安平,一个从宜兴走进光华附中,后来又升入英文系就读的年轻才子,经常得到徐志摩的指点,大学期间就发表作品,编辑《光华周刊》,40年代以编辑《观察周刊》名誉天下,后半生身世迷离,他的衣冠冢最近刚刚在老家宜兴落成。

    赵家璧,还在光华附中的时候,已经是学生刊物《晨曦》的主编了,到了大二,应良友图书公司的邀请,编辑《中国学生》杂志。毕业后入职良友图书公司,以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出名,是中国出版业不可忘却的人物。

    穆时英,1929年考入光华英文系,第二年向《新文艺》杂志投稿小说《咱们的世界》,编辑施蛰存读了之后“非常惊异”,将这位天才少年的处女作推为头条,盛赞认为穆时英虽然是“一个生疏的名字”,却是“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从此一颗新星在文坛升起,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

    张允和,“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先是在中国公学读书,后转入到光华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如今已经109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其时也在光华读书。比张二小姐大四岁的周有光悄悄地爱上了她。在张允和晚年的时候,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大堤》以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幸福时光。

    到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光华的发展达到了她的巅峰。然而,1937年日本的入侵,无情的炮火摧毁了光华的大西路校舍,学校转移到租界,另一部分西迁到成都建立光华大学分校,战后改名为成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西南财经学院。在上海租界苦撑的光华本部在1945年虽然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在虹口区欧阳路复校,学生人数也达到了空前的1700人,然而,往日的辉煌盛景不再。

    私立大学与市民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20年代曾经一度牛气得很的上海地方社会,最初为南京政府的一党专政所不容,随后毁于日本的侵略炮火,战后被恶性通货膨胀折磨得奄奄一息。

    没有了来自市民社会的支持,作为私立大学的光华大学也就失去了最初的元气,与后来列入国立大学的复旦大学的身影渐行渐远。光华未老先衰,何其不幸,何其悲哀。这是私立大学在中国的宿命。

    1951年,光华大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合并入新生的华东师范大学。光华的肉身结束了,但她的灵魂不死。在丽娃河畔,我常常感觉到光华的心跳、光华的激情、光华的浪漫与文人气。

    光华还活着,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师大人的心中。

    来源:腾讯大家

(Modified on 2015/6/0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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