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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兰德马斯之问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6月12日 来稿)
    
    作者:庞忠甲
    

    八十年代中期,正值反思文革,开启国门,竞相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西方,特具浪漫色彩的年头。因为忽发奇想,我同美国政治家兼教育家约翰·布拉德马斯(John Brademas 1927-2016)先生有过一阵子交集。
    
    1985年春,我在纽约世贸中心南楼EBASCO公司国际部上班,从事美中合作项目开发业务,频繁奔波大洋两岸。时遇高中同窗老友,苏州职工业余大学校长郑志祥君来晤,畅想邀请美国名校来苏城合作创办国内首所“工商管理学院”;愚以为创意极好,慨允玉成其事。
    
    纽约世贸中心往北,坐落曼哈顿中城的纽约大学,拥有世界一流、闻名遐迩的斯登商学院(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成了吾人首选。承联合国核电专家蔡镇华前辈相助,经他夫人(曾任纽约市府秘书)致电纽大校部说明来意,得以迅速约见校长约翰· 布拉德马斯。
    
    我和蔡先生一起,是日来到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纽约大学图书馆大楼顶层的校长办公室。
    
    约翰·布拉德马斯是希腊裔美国人,二战后期加入海军,后获哈佛大学学士和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屡任教职,积极从政,1958年赢得印第安纳州选举,成为首位希腊裔国会议员,任职直至1981年,是二十余年的资深议员,最后四年出任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党鞭。1981转任纽约大学第十三任校长。
    
    校长先生英姿挺拔,颇有谦谦君子风度。见面寒暄过后,我等即行畅叙来华合作办学的美好设想。谈到后文革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新政下现代商务管理专才需求之盛;缅怀清末以还美国基督教人士在华兴学,包括监理会开办苏州东吴大学(我在附中上过学)培育大批杰出人才等不可磨灭的史迹;并渲染了苏州作为中华历朝涌现最多首席知识分子——状元的人杰地灵特色背景等等。
    
    约翰担任国会党鞭期间,曾率团访华,对中国颇有亲切好感,当即兴冲冲请我们到里屋观赏墙上挂着中方赠与的一幅乡村养猪场风景画。校长随即召来了斯登商学院院长吉特罗先生(Abraham L. Gitlow),一起促膝恳谈,我竟感到了莫非往昔传教士来华兴学一般的热忱。宾主津津乐道中美友谊之源流远长,看好华夏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大业,情投意合,十分欢洽;初度会商,居然一拍即合,敲定了在华合作办学的意向,双方各自准备具体实施方案后再议。
    
    说到在华办学经费和场地,原则上当由主办方提供。但鉴于中方财力尚蹙,外汇尤其紧缺,校长先生慨允在美相助筹资支持。
    
    筹资能力是评价美国私立大学校长业绩的一大硬指标,布拉德马斯先生恰是个中翘楚。他登临校长宝座时,纽大正陷于财务困境,于是挥手发起了一项筹资10亿美元的活动,计划15年完成;当天我们看见校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指示牌,昭告筹款实绩已逾三亿美元!最终该目标在10年内提前实现。
    
    志祥君好比“叶公好龙”,闻讯一则以喜,一则担心自家势单力薄;思量过后,把这件好事转介给了比自家学校强大多矣的姑苏最高学府——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前身正是1900年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后者喜出望外,欣然接棒。
    
    我趁回国机会,与苏大校长陈克潜等面议确认后,校方指派正在大纽约地区游学的访问学者张梦白教授为代表,同我一道在美共襄盛举。
    
    苏大隶属国务院教育部和江苏省双重领导,我等拟议的涉外办学计划需经两者正式批准;并非纽大校长、院长那样可以自拿主意的。这时苏大校方和我都乐乎乎没有意识到即将面临不可逾越的不可行性,想不到就要陷入“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窘境。
    
    我与张老按约赶早来到纽大校长办公室,商讨实施计划。校长留我们吃工作午餐,接着继续深入琢磨办学细节,大有倾囊相授的美意。
    
    布拉德马斯先生原定偕夫人当年旅行中国,赶在长江大坝动工之前一睹即将消失的三峡胜景。他想在收到苏大邀请后,带着商学院吉特罗院长一道来华,先到苏州大学谈合作办学,如果进展顺利,即可拍板签约。这就是说,一切顺遂,箭在弦上,专等两校官式会谈了。
    
    校长忽然若有所思,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派遣教授团队前来授课,同时也能从中国学到些什么吗?”
    
    诚然,来而不往非礼也,问得合情合理。怎奈我和张老腹中空虚,一时沉吟起来。
    
    也许张梦白教授的历史学家背景启发了约翰,他高兴地自答起来:“啊,历史!中国历史,可以学习中国历史!”
    
    “是啊,是啊!中国历史!”我们随声附和,一笑掠过了。
    
    这就是本文高悬题首,开宗明义的“约翰·布兰德马斯之问(John Brademas' question)”了。
    
    不久,我遇见一个中国女孩,留学耶鲁大学主修宋史。我不解其远来美国攻读自家历史的缘由;她说国内虽多史料,但缺乏关于史观的深度研究,随即举了中国文官考试制度为例。这么说来,约翰的团队若有兴趣问津中国历史,莫非更应上耶鲁?
    
    对于布拉德马斯先生看似平常却叫人难为情的问题,我请教了几位华人朋友搜索枯肠,且不论那随机应对的“中国历史”,想想可供发达国家专家移樽就教的实学,似乎就此两件:1.大熊猫(独一无二);2.针灸术(不胜神奇,然而机理尚非现代科学所能解释)。不是开玩笑吧。
    
    入夏某日,布拉德马斯校长来电话,告我收到苏大陈校长邀请函,唯只字不提兴办工商管理学院这一主题,却要求建立什么姐妹关系,不明是何蹊跷?我即电询张梦白教授,他也一头雾水。我们推测该是“形势不利”,不准和美国佬合作办学吧。
    
    为什么说“形势不利”?5月20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本来“美帝文化侵略”之说幽魂未散,教育领域可谓雷池禁区,中美合作办学不啻石破天惊之议;此际无论教育部或江苏省党政领导,誰有豹子胆给苏州大学开绿灯?
    
    经越洋电话求证,事情确是如此。约翰决定还是应邀与苏大校长一会,他问我是不是不用带吉特罗院长了,我说“是的,不必了!”
    
    布拉德马斯校长到过苏州,游览三峡,返回纽约不久,为欢迎中国学界客人举行家宴,我和妻应邀参加。约翰同我忆述愉快的中国之旅,嗟叹在华合力办学时机尚未成熟。当然,我也谅解他无意同苏大建立无厘头的姐妹关系。无论如何,彼此理解都希望做点益世好事的诚心诚意;然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我带去一幅志祥夫人瞿丽华女士所作山水国画相赠。夫人是明末诗人瞿式耜后裔,擅长山水、工笔花卉和水粉画。校长这厢有礼,宴请之后,来信为此“厚赠”专诚致谢。
    
    1992年布拉德马斯先生卸任纽大校长;其后历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纽约证券交易所、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以及世界教会理事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等。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雅典学院的研究员,并在Alexander S. Onassis公益基金会、美国艺术委员会、国家政策中心和西班牙的几家公司董事会任职。他被47所大学授予荣誉学位。2011年10月3日,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伊莎贝拉勋章,表彰有利于该国的服务。
    
    正如毛泽东常常指责领导(干部)落后于群众,认为“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中有很多个“诸葛亮”。不可否认,那时节相关党政决策大员不免落后于郑校长、布校长、陈校长和敝人这样的“群众”了。
    
    九十年代中国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进入21世纪,各地中外合作办学热情极度高涨,主管部门大开绿灯,几同雨后春笋之势,成百上千蜂拥而起。
    
    2012年10月,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作为美国纽约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翌年9月首批新生入学。算来時滞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
    
    其实,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没有真正引进国外教育的精髓,学历含金量不高,实为打噱头盈利。于是教育部于2018年7月4号下达公文,一下子终止了229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当然,后来的事情与郑、布、陈校长和敝人没有半毛钱关系。今夕何夕,何必效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重提那门子尘封往事?
    
    唯因今天“中美国”蜜月已渺,开始离婚之旅,大国争衡险象环生,如火如荼;俄然想起了“布拉德马斯之问”,感慨系之,惊悚有之。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为始,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现已逾越贸易失衡问题的浅表层次,拉开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创新力终极性较量的帷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创新,涵盖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等社会生活一切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生产力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要素,近乎可以决定世界的一切进程。先进生产力来自先进科学技术(包括生产管理方法);显然,科技创新是先导性、实质性和决定性的创新。
    
    “唯人,万物之灵”!人类有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征,就是得天独厚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创新力。离开了“创新力”,人类只是一种相当蹩脚的动物而已,在生物界凶猛的狮虎熊豹或灵巧的小蜜蜂、蚂蚁、蜘蛛面前有什么了不起呢?
    
    换言之,如果创新力压抑不彰,科学技术无所长进,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无异泯同于非灵性生物,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意义,难免堕入“开除球籍”的噩运了。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创新力”的表达史。“创新力史观”好比明镜高悬,最是洞悉一切世道是非曲直。
    
    《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接着再引用《诗》经,高度评价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孔子“言必称西周”。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看好的就是“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强霸主,享有高等生活水准,靠的不是什么美军、美元霸权、地理优势,而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力”。20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新产业,比如航空、洗衣机、空调、电子、半导体与芯片、激光、光纤、机器人、互联网、大众传媒、碳纤维、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网络娱乐、现代医药、快餐连锁等等,都来自美国原创。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势不可挡,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照增长势头外推,超越首富美国已然为期不远。
    
    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有利内因,并非立足自身创新力之上的科技创新,而是一时间无可匹敌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庞大的廉价人力资源、廉价原材料资源,加上几乎不用担心环境代价与劳工抗争的特定社会因素。
    
    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如今中国廉价劳动力模式的外向型经济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凭借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黄金时期已近尾声。中国不能继续滞留在现有发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撑持廉价人力市场,长处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必须朝着自主创新、拉动内需、产业升级转型的方向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实现建成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否则,中西力量的对比,本质上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区别,“脆弱的超级强权”很容易在创造力的竞争中淘汰下来,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诸东流,所谓“大国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恐将流为南柯一梦。
    
    改革开放至今,凡属人类一流先进创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开花、似乎应有尽有了,但仍然几乎都是“舶来品”或“舶来技术”的仿制品。中国已经跻身汽车、船舶制造大国,高性能发动机核心部件和精密调控系统还不能自给。整个中国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国飞机。中国药物制剂每年推出上万种,却没有一项FDA通得过的合成新药。中国互联网网民已逾八亿,大半为宽带用户,但几乎所有关键高端硬、软件系统技术都由美国开发和拥有。中国在许多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实现了“以我为主”,实际上多是外国人设计,请来的外国“脑袋”,花钱买来或市场换来的“自主产权”。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北斗导航、载人航天工程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属于朝向一个国际既有成果或结论靠拢,以求缩小差距、“填补空白”、“跻身世界前列”的“逆向发展”,而非突破、超越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用科技创新史学者董洁林(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女士的话来说(FT中文网 2019年6月4日):“中美建交后的四十年,美国向中国“单向”输入了很多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这一点都否认的话,至少帮助过我们的美国科学家们会觉得我们是非常不诚实的人。”
    
    她忧心忡忡地指出:“相比贸易摩擦,中美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更深远更严峻。”
    
    美国朝野已经同声同气打起了对华知识产权实即创新力“保卫战”,今后面对国际智慧财产保护重重屏障,即便付出天价也未必买得到想要的先进核心科技。
    
    以爱国桂冠和优厚待遇招徕高端人才的办法,是“引进创新力”的极高明之举;建国以来举凡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的开展,无不有高端海归人士殚精竭力;“千人计划”气势如虹,麾下群英络绎于途;华为大手笔重赏之下,全球扩招,绩效出类拔萃。然而究其性质,不啻挖人墙脚;如果无限扩展,堪以摧毁一个千锤百炼建成的创新体系;今已引发美方高度警觉,强力反弹,提升到了防谍反谍的国家安全层次,甚至牵动改写移民政策。这条捷径只会越来越窄,盛况难再。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但社会创新力低下由来已久。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建国方略》)说来中华创新力明显急转直下,该从南宋后期算起,至少有上千年历史了。在近、现代比较重要的文史哲学理论、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进步成果中,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原创发明值得称道呢?
    
    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东西方发展水平巨大差距,朝野无不体认创新力的重要,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战略口号和对策应时而生。
    
    近年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从事全时研发的人员数量都进入了世界前列,201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850亿美元,远超日本的170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4765亿美元,居全球第2位;中国在全球PCT专利申请量上再次排第二名(次于美国);同时不断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采取多样鼓励奖掖办法,媒体宣传鼓动不遗余力,但自主创新实际产出能力依然乏善可陈。
    
    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风气离顺畅发挥自主创新力的境界还远,不仅牢牢滞留在取巧模仿之上,许多人更热衷于抄袭、造假、盗版这样的发财捷径。假冒伪劣遍及各行各业,祸国殃民,流毒国际,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不要以为大跃进放卫星荒诞不经盖世无双。翻开官方报纸上的广告,随便取医学成就为例,可见根治癌症、杜绝肝炎、秃子长毛、矮子拔高、灰甲复元、音乐育婴、不孕佳音、艾兹杀手、排毒延寿、盖世华陀,不一而足,任挑一样,诺贝尔医学奖项都得甘拜下风。尤其可怕的是,历来被视为神圣、干净的学术殿堂,假学历、假文凭、假论文、假头衔、假成果,斯文扫地,比比皆是。出了几位难能可贵的学术打假英雄,反成众矢之的,到处挨骂。打假就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随着知识产权之争凸显,夸耀本国科技成就的文宣铺天盖地而起,纷纷声称震惊美国、吓尿美帝、中国赢了、美国输了、世界震惊、世界颤抖了、美国彻底慌了、特朗普彻夜不眠了!实质内容大体经不起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检验,大多出于廉价不实、随心所欲、投机取巧的“爱国表现欲”,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结果就像哈哈镜一样,把现实照得面目全非。
    
    中兴违约受罚事件暴露了芯片行业严重落后的真相,随即掀起了一波大轰大嗡好比“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从网购业者到家用电器生产商,各行各业大佬竞相宣称造芯片,似乎不日即可执世界高端芯片技术之牛耳。识者直评“很荒唐,(她)根本不懂什么是芯片,完全是胡说”。造芯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努力和多方合作,是全球化的成果,岂是一场表决心竞赛运动。
    
    中国5G大业领军人华为CEO任正非先生的许多讲话是清醒和睿智的,但国际通讯领域称为“活着的爱迪生”的通讯专家、美国诺基亚贝尔实验室首席系统工程师蔡亦钢教授接受媒体访问时不客气地指出:国内关于5G的报道绝大部份是虚假的。
    
    为什么中国一流才俊,在自己国土上难有创新大作为,却见海外华人屡有光荣摘取诺贝尔奖桂冠?为什么在创新力排行榜上,最受国人批判诟病的大国美国和日本,以及不受注目的小邦瑞典、芬兰等一贯稳居前列;同为华人社会的国家或经济体如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时常名列前茅,或有亮丽表现?论者多以为令人纳闷,不可思议。
    
    中国有什么危机?权力腐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老龄趋势、性别失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金融坏帐、房价狂飙、股市泡沫、就业困难、社保缺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水源匮乏、能源紧张、粮食缺口、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民族冲突、台湾统独······都是老大难题目,但就历史的观点看来,没有哪一条比得上中国社会根本的致命的超级危机――创造力危机(Creativity Crisis)。
    
    感慨系之,惊悚有之!三十多年后,斯人已作古,但“约翰·布兰德马斯之问”依然举轻若重,叫人难以作答,难以为情。
    
    国家提升创造力的战略,是一个需要触及深层次大本大源的系统工程。创新是探索未知事物、开拓未知领域,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标,常常由想不到的人物,在想不到的场合和想不到的时间里发生,很难事先搞规划、订指标、定任务。舆论导向、注入经费、建立制度、配置资源、优惠激励,固然重要,但若抓不住根本源头,无非东施效颦,表面文章,花花俏俏,伪而不真,淮桔成枳,怎成得气候?
    
    中国创造能力失落的怪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早在1905年《新民从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中就曾发问:“何以哥氏(哥伦布)、维氏(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君(郑和)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什么“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郑和下西洋”一直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歌颂赞美不遗余力。实际上这是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从此错过了世界史上首开新猷的大航海、大发展时代。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狄克(Steven J. Dick)聪明地将郑和航海历史故事的警示意义,用作发展美国航天事业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国政府意图取消探索外太阳系的“新视野号计划”(New horizons,又译新地平线号)拨款。宇航局在敦促国会拨款的报告中引用了“召回郑和案”,写道:“1433年,当郑和的航队即将启程探险那未知的大西洋时,明朝皇帝却将他们召回了——从而中国失去了在哥伦布数十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阳系外新疆域的良机?”从而说服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新视野号探测器在2006年1月发射升空,开始了探索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外的的征程。
    
    与上述难题一脉相承,近有科学泰斗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接着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时至今日,李、梁、钱氏具有非常现实价值、学术魅力,以及深邃历史意义、攸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哉问,尚在云里雾里,不得正解;如此指望焕发创新力,岂非缘木求鱼?虚矫之风又何得静止?
    
    中美贸易战已然由表及里,直切创新力核心。无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或达成怎么样的协议,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李、梁、钱氏三问,解题压力之大,不容蹉跎。
    
    一朝“三问”获解,“知行合一”,砥砺以进,悠悠神州,气候大成;“约翰·布拉德马斯之问”终将举重若轻,成为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2019年6月11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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