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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冷战开启,中国何以化解?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8月01日 来稿)
    首发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杔會面
    
    近期美国对南海立场的转变、中美互相关闭领馆事件,让两国间的冲突敌意不断加剧。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部长巴尔之后,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又在加州发表了第四场对华政策演说,将敌对的政治表达推向高潮。他宣称1972年前总统尼克松以“引导改变”开启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认为“美国不能再忽视两国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他还借尼克松“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全”的观点,来揭示美中关系对抗的历史性本质。蓬佩奥这份演讲,已被外界直接解读为“临战宣言”!
    
    回顾过去两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自贸易战开打,美国政坛、金融界与知识界就已在经贸议题之外,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2019年副总统彭斯在两次对华政策演说中,表达出对中国贸易与市场开放上的失望,被外界解读出一种冷战味道。同年的冬季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中国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为题发表演讲。这些涉及政经两界并具代表性的言论,显露出中美间已在多领域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对此,笔者曾在FT中文网上发表《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一文,表达对中美走向冷战的忧虑。而今年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终于使双方冲突直线上升,令冷战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中美关系走向破裂的必然性
    
    可以说,面对这场已然拉开序幕的冷战,中国方面并无准备。美方的“绥靖政策”与中方的“韬光养晦”,几十年间“相得益彰”,双方当然各有重大的战略考量。正如许多中外学者都意识到的,美国大力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运行,是为了实现自己一套经济加政治的预设目标:随着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体系,国际市场的自由元素也将逐步消除“计划经济”的痕迹,并将中国纳入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中。关于这一点,中国高层和精英们当然明了。但不能完整理解美国的真实状态,即她的历史地位、现实动力,无视其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她在全球机制中的绝对优势,常使中国某些决策部门,甚至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误入认识的迷途,产生经济、文化与政治等不同视角上的常识匮乏与一厢情愿。
    
    所以“翻脸”又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现实”而缺少“理想”的关系。美国华尔街集团的资本利益,以及少数社会精英与政客们的眼界观念,最终从不同角度断送了中美关系正常健康发展的可能性。而中国内部自身同样也出现一种非理性的、有悖市场规则的经济运行的力量,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与后劲,产生了无法让西方经济体彻底认同的被动局面。中美之间始终没能建立关键的价值互信,外表亲密的关系更像一场无爱“婚姻”,如此“家庭”关系也必然走向破裂。
    
    缺乏真诚与透明的关系中,难免发生各种误判。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如日中天,“超越美国”似乎成为指日可待的共识。的确,“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都成为国际舆论热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也一时成为战无不胜的神话;不少私企老板成了纳斯达克或华尔街的“主人”,而某些政治精英们也开始勾画中国“后来者居上”的蓝图。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有人认为,一个即将回归保守主义传统的美国,一定会逐步淡化对世界的领导角色,留出的空档里,便可以填进中国经验与模式。更有人认定美国从此走向衰落,21世纪属于中国无疑。这些态度与言论的持续存在,让美国一些知识精英深为警惕与忧虑。曾一直被认为十分“亲中”的美国著名中美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是其中最早出现立场反转的一个典型。近期他再次亮相,将眼下的中美关系明确地定义为自美苏之后的“冷战2.0版”。
    
    笔者以为,中美间的各种误判造成了重大的信息不对称。而中国最大的盲点,在于自陷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意识,亦即,认为中美之争是因“老大”惧怕“老二”崛起,试图打压遏制后者而起。许多人完全忽略中美两国之间的特性差异,以及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必须承认,今天的美国依然是大而强,而中国则是大而弱。美国之强,不在于拥有世人都渴望的坚挺的美元、科技和武力,其背后是一种聚合深厚的现代化资源,被世界多数国家认可的文明制度。而中国弱,是因为在诸多领域都依然落后,坚挺庞大的GDP经不起庞大人口的分摊。中国也并未构建起体系完整的、可向全球延展的“思想价值链”。中国的发展成就虽然已不可轻易藐视,她已可以持续影响这个世界,但前提是,她必须同美国结伴而行。
    
    眼下美国提出“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新战略,不再将中国继续视作“发展中国家”,并誓言挑战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这虽然表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已被尊重,但两国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平和地合作勾兑。对此,中国需要亮出态度,拿出对策。作为后发的经济大国,中国的确具有惊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也缺少现代政治大国妥协和谈、以曲求伸的谋略与经验。虽然中国不缺自己“理想主义”的一面,只是表述起来,还必要有更多现代性实践的支撑。
    
    中国应消除误判、柔和挽回、避免冷战
    
    中美冲突以来,国内智库的力量似显单薄,看不见应对事件、解决棘手问题的群体智慧。更多处于边缘的学者,则只能表达出零散的思考与忧虑。在舆论大场域中,依然可以听到各种不同角色的高调抗美。极少数不谙战略却表现鹰派的口炮型学者们,依然沉浸在“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的自我感觉里,摆出一副可与美国轻松对垒的强势,有的甚至扬言要“敢于对美国发动凶猛地进攻”。个别超级名嘴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再次激荡,“摧毁近海的美国基地是很容易的,航母来几条打沉它几条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鲁莽的耍威风,无异于给中美关系火上浇油,将本可能争取的缓和局面搅成泡沫。
    
    不过近期,体制内也出现了不少理性积极的反应,显然意在给中美双方提供努力复合的机会。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是较早意识到中美关系转向危险的中国学者之一。作为专家智囊,他认为中美关系应当坚守三条底线:避免战争;维持一定水平的经贸交往、技术交流、金融合作;保持一定规模的人文教育交流,应保持耐心、信心、韧性。他还相信“中美关系重新走向正轨,只是时间问题和机遇问题。”
    
    中国前副外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女士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发表了如此看法:“要考虑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合理关切。当然,我们采取主动,并不是说我们也要提出对抗,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主动做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考虑解决美方的合理关切,还要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这一发言获得了外界的格外关注,也引人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它与“美国的根本利益”之间是否必然冲突?如果二者都立足于“人类文明”这个价值维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势不两立的选项。
    
    傅莹说,“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可以“相容的空间”中,双方能否就长期被回避的文化与制度间的冲突,做出探索?事实上,冷战正是意识形态之战,双方必然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上狭路相逢,这是中美双方都应正视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大课题。但放眼未来,若要实现真正的人类间的和平共处,除了直面别无选择。
    
    优质的文明形态,历来是光明磊落的,也具备强大的向心力与辐射力,可以所向披靡。假设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套比“普世价值”更先进的文明话语,就必须走出国门,向其它国族做更有效的表达和更深度的交织。但在人心向背上,傅莹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第三方力量”——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似乎已经做出了站在美国一边的选择,哪怕他们必须放弃“来自中国的”物质“利益”。
    
    面对一场新冷战,中国是否能像前苏联那样,展开一场涉及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持久战?一个已开放了数十年、与外部建立了复杂的国际关系、依靠内外有机循环才能健康生存的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对抗、拆解与消耗?
    
    对于历史而言,“美苏争霸”的叙事绝不是一场喜剧而是悲剧。它不仅将世界生硬地划作两个敌对阵营,也将人类可以共通共享的文明价值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尽管融进了民主模式,却还是未能彻底摆脱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的阴影。对于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软硬实力都还欠缺的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中国有自己更长的路要走,但必须是一条让内外都放心的康庄大道。
    
    中美短兵相接,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是一场涉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新竞争。中国能做的是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进行精准判断、延迟节奏和柔和挽回,而不是推波助澜,准备赴汤蹈火、决一死战。今日的世界已乱象频出,观念分裂,思潮分流,消极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关系的扭曲,正使全球进入多种发展形态的不确定性。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关系,无疑会有效缓解或结束这样的负面趋势。对中美两国来说,真正的风险藏匿在其关系的变化中,而人口巨大的中国,若应对不佳,则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两国应重启和谈,为中国转型创造空间
    
    或许,只有站在现代人类政治道德的至高点,才能对国家间的制度作出优劣之比较。中美应尽量弱化意识形态,再实现一次理性对话,拓展更开阔的政治和谈空间。中美关系凝聚着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原本有着广泛的建设基础,彼此间曾有过真实的利益融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也提倡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的进步价值观,但显然还有不足与短板。客观上,中国可以借助这次机遇,从内政到外交调整各类重大关系,进行新一轮深刻的社会改革。
    
    美国的“新战略”表示不会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但要保护自身利益和继续推进对外影响力。而中国一边,除了保持在全球化中的积极影响力,还应同时展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价值观。最近,美国福坦莫大学教授洪朝辉在一次题为“弄丢的中美友好关系,能不能再找回来?”的发言中说:“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他认为,两国关系只有建立在“共享的价值”上,才能和平共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墨子的“兼爱”、“非攻”之说:“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这些历史的宝贵思想,可以让我们学会以理服人,规避风险。
    
    人类进入现代,文化依然多元,但值得聚焦的文明却只有一种。这种文明,首先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目的而建立的现代性的制度文明。对许多成功的现代社会而言,它体现为一种意义广泛、原则鲜明的宪政文明。其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根本价值,使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有了坚实进步的支点,也让国与国关系构建了互信的、持续发展的实质基础。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在如何完整地呈现这些价值的积极作用时,不同的社会区域在理解、表达与实践上则不尽相同。对此,人类依然需要形成共识与助力,消除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宗教间的误解与隔阂,让现代文明成果能被更加广泛而饱满地分享,而非“另起炉灶”再建另类的文明秩序。
    
    中美之间应该放弃一场全方位的较量。对美国来说,无论冷战、热战,一旦发生,都要损耗纳税人的财力及漫长的精力与时间代价,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负作用亦难以评估。而以中国现有的军备实力,即使可以进行一场自卫反击,但代价一定是更为惨重的,仅就14亿人口的平安生存,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沉重现实问题。惟有拥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华民族才有和平崛起的未来可言。依然强大的美国,需要修复受损的鼎盛时代的伟大元气;而地位攀升的中国,同样需要在现代性上狠下功夫,剥离不良的历史负资产,并挖掘儒家思想资源中最优质的部分,来成就一个现代性的新型国家。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中国也并非什么彻头彻尾的“共产”社会,中美早就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混合生存状态。50年的接触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除了美国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外,实际利益惠及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想必中美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都心知肚明,只是缘于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或从一时利益需要的务实考量,而缺乏一种政治智慧来正视与解决“异质性”的重大问题。若彼此一致认同现代文明真实与持续的价值,僵局就有破解的可能。比如眼前,双方都应将矛盾控制在已发生的事件之内。正当的批评与反击是必须的,但无需以牙还牙、睚眦必报,以免恶性循环。
    
    这一次美国表现出的主动出击,有如地震,中国须拿出有效的应变能力,避免震级的提高。无论是中国失去美国,还是美国失去中国,都必然造成一种巨大失衡,而以美苏之间的冷战教训看,也会让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更加分裂,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领土与宗教问题更趋泛滥;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发展、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亦面临剧烈冲击。
    
    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或许远比人们了解的要复杂得多。而眼下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放弃一切可能引发新对抗的举措,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导致可能的局部战争;以“亲仁善邻、兼爱非攻”的外交理念,深刻调整应对战略,并重申尊重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同时确保中国正常的国际发展空间;必要时,结合双方的“合理关切”(当然包括意识形态),重启全面的历史性的和谈,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框架下,拟定出一揽子可行性计划,就正常贸易关系、相关制度改革、社会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关系定位等,与美国达成一份双方谅解备忘录。
    
    从美国这边看,华盛顿应当遏制在大选到来前让内政绑架外交的冲动,在理想主义的高度释放善意,为新的积极的价值交换提供对话空间。而中国则应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智慧,推出足够理性的的国家战略,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不是期待“更猛烈的暴风雨”,而是尽快改变紧张而被动的局面,为自己重新赢得一个正常的向现代性转型的外部环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邮箱 [email protected])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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