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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六十年大庆滇东北冤魂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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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近日收读云南昭通难友李曰垓所写的长篇反右回忆文章《噩梦醒了吗?——滇东北三个右派集中营滴血寻踪》,方知五十一年前我们修筑内昆铁路的地方—云南盐津县也是个“反右斗争”的重灾区。 (博讯 boxun.com)

    
     记得那年我们解赴盐津,因等工具,住在大关镇街上一户老百姓家的街沿上,房主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妇女,生得眉清目秀,小小巧巧,说话客客气极有礼貌,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姓。她身边有个两岁多的细娃,一看见我们嘴里就“爸爸、爸爸” 不停地叫,使她红着一张脸有点不好意思。一天我和戴长子要水喝,她死活也不要我们喝水缸里的凉水,说:“大哥,我们這里凉水不能喝,它是大河水,喝了会生病的。”说着,劈柴生火为我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还放上一撮茶叶。我们一边喝着热热的老鹰茶(山区一种粗劣的茶叶),一边和她聊起天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县里一个中学的教师,去年十二月参加县里教师“整风鸣放”会,说了“教学要注重质量,政治的东西不要太多”, 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很远的农村去监督劳动。我听后皱着眉头问:“那时整风不是已经结朿了吗,他还去提什么意见?”她说:“是呀,因为地区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把一些教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不说话,就把你弄到操场去跑步,从早跑到晚,从晚跑到深夜,要想不跑就得发言,向党提意见。我丈夫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去发言提意见,就這样成了右派。现离家半年多了,所以孩子一见着你们就爸爸、爸爸地乱叫。”
    
     我听后很是凄然,想到家里的女儿也可能這样,便安慰道:“大嫂,你丈夫比我们好,他属于保留公职,现在还是国家干部,只不过少几个工资而已。我们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比起他重多了。”
    
     戴长子接上话岔道:“嫂子,我们离家千里,不知几时才能回去哟!”女主人道:“如果你们不嫌弃,今后就把這里当成你们的家,我能帮助的一定帮助。”说着,我抱上孩子热烈地亲了亲说:“真乖,真聪明,不愧是我们右派的后代。”
    
     她笑起来,笑得十分灿然。
    
     其实,李曰垓划为右派才是个孩子,由于他一生受的苦难太深,所以对此段历史特别关注。滇东北,是乌蒙山与横断山交接的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云南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早在四十年代滇东北就建立了游击武装,领导这支边纵六支队的政委李德仁,建政后是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1957年在划为右派,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是1935年入党的资深革命领导,曾任地下党云南省工委委员。1952年从昭通专员调任省税局副局长就已靠边,1958年划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组织部长李长猛1958年在昆明划右,而名闻全省见诸若干史籍的地下党重要领导人费炳、浦汉英、孙志能,一齐打成右派。
    
     边纵在滇东北活动的中心会泽县,是1949年4月插上红旗的全省首座县城,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40年代大学在校时入党的地下党员,后以中学教师的掩护身份启动了民主运动和党团组织建设,在滇东北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层干部,这两个人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于一口深井,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岁。薛、陆二人论资历能力和真才实学,好些人难以相比 。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县长张保全,专署文教科长蒋永彬,汽车总站站长郭中正,劳改大队长陈礼昌,地建司工程师泰国权,以上被诬为反党集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在兴,专署秘书张家柱,财政局长李洪邦,服务局长胡原,人行行长戴德华,专计委秘书夏延算,昭通师范书记郑权,地建司书记王蔚然,合办处副主任陈兴中,公安处科长高泉、陈宗尧,检察分院秘书周和彬,县财政科副科长邓屏东等。地县两级受害者300多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加上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多人,总共2000人以上,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现分县作一介绍: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工业局长赵正荣,财贸部长罗文富,粮食局长徐天荣,以上被诬为盐津反党集团。此外还有县法院周仁平,百货公司经理杨春琼,县团委副书记晏华、秘书彭海钧以及黄明、刘成端等。全县受害者140多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县团委书记周甫,县联社主任杨明媛,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李秉坤,区委书记郭敖、陆荣茂、卯时能等,被诬为鲁甸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被诬为威信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县:前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农工部长周天祺及妻子刘明卿(商业局负责人),宣传部长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县妇联主任),财政科长吴探奎,农水科长郑家奎,统计科长谢家贵,工业局长李应书,县府秘书吴培健,团委书记田映璧,法院副院长杨树藩,邮电副局长王寿昌,财办秘书罗云登,区委书记苏云山,县一中教导主任廖开元等等。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公安局副局长罗韬,县府人事科长陈国富,其妻县团委书记平兰芬,人行副行长李正隆,人行秘书代安平,文教科长杨文华,计委副主任杨崇舜,财委副主任潘志安,粮局副局长李德祥,计统科袁升毅,监委秘书谢显伦等,全县受害100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耀,农工部长李兴儒及妻子县妇联主任、农工部秘书窦敏,文教科长安祖英,农水科长汪子平,民政科长吴树才,粮食局长袁凡其,工商科长万美祥,供销社主任郑云武,工商联主任孙大彦,全县受害者180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县府科长段金富,法院陈晓岚等。其中最悲惨的是凌发熙,劳教5年多被送回绥江原籍交“群众管制”,在文革灾难年代因为生活无着,难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销售,被强加“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因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处死枪毙。绥江全县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县府秘书周永福,县委秘书张在彬,财政局副局长曹厚光,公安局贺正富,县支行郭存英等,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县:县文教科长刘传玉,统计科长唐睿,农水科长段泉,财政科长唐佩昌,供销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长陈孝周,县粮局秘书李荷生。最露骨的一个做法是,叫孙安邦来顶替刚划为右派被撤职的文教科长刘传玉,不料孙不听话,不肯按整人者的吩咐,对教师队伍下毒手以完成划右指标,孙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县受害者250多人。
    
     会泽县:自县委书记薛振华和县长陆子英调离会泽并在临沧遭受迫害后,会泽原籍干部深受震动,有的公开表示义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为了压服众怒,地委书记薛韬派43师军转干的李向明于1952年就任县委书记,李文清当县长。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调。全县干部出现人心恐慌的局面,到了反右,受害的有:新任县长段建中,监察局长王才学,建设局长陆永邦,卫生科长刘艾芳及其丈夫王静国成为夫妻右派,与巧家情况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全县受害者200人以上。
    
     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均被毛泽东的侩子手、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谢富治诬陷为反党集团,随即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这句话成为“反右补课”的实质性内容,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象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滇东北遂以迫害两千多名无辜者而超额完成任务。
    
     两千多名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惨烈恶果,典型个案,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今大半数受害者均己逝世,活着为数不多的右派老人仅是“改正”的二等公民。六十年他们仰望星空,侧耳听着天安门大庆隆隆的礼炮声,他们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还有那天下的冤魂,难道也是“辉煌的六十年”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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