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元化領導是毛澤東搞出來的
    
    取得反右派運動的偉大勝利之後，1958年1月開始，毛澤東接連開了三個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嚴厲批評周恩來1956年“反冒進”。 他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說周和右派只差五十米。逼迫周連作檢查。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統一了思想。
    
    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中共中央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國務院五大職能部門連人帶馬歸了中央，周恩來被迫靠邊站。
    
    毛澤東搞的党的一元化領導，不但要全民打麻雀，除四害，還要全民大煉鋼鐵。8月，工業書記會議在北戴河開幕。全民要保“鋼鐵元帥升帳”的運動開始。
    
    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要求縣、區、鄉和合作社的領導幹部都搞那麼一小塊田，“實驗能不能達到高產，用什麼方法達到高產。”1958年6月8日，河南放出了第一個農業衛星。此後，《人民日報》配合，全國開始畝產放衛星的競賽。
    
    8月4、5日，毛澤東視察了徐水、安國，提出：“是不是一鄉一社，是不是搞萬人公社？”8月6日，他在河南新鄉七里營公社，看見公社的牌子，點頭說：“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9月16日，毛澤東視察了安徽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發佈最高指示：“吃飯不要錢。”全國開始大刮共產風，大辦食堂。同時刮的還有瞎指揮風。
    
    中共至今仍舊密封檔案，掩蓋餓死人的統計數字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最嚴重的後果，是餓死人。《二卷》不用“餓死人”三個字，只寫明“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1000萬”，注明：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103頁。具體省份只列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注明《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頁。
    
    《二卷》三年半只寫一年，30餘省市區，只舉了一個省下面的一個專區。這是一種障眼法。《二卷》將中國1958年就開始發生的大饑荒，仍舊稱做“三年自然災害”（包括蘇聯撕毀合同），半個多世紀了，仍舊歪曲歷史，混淆視聽。
    
    張啟華承認“檔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來龍去脈，不能洩密。也有些檔案是看不到的，這沒有辦法。”她的話，只能證明中共至今仍舊用檔案掩蓋毛澤東搞“三面紅旗”的深重罪行，也只有專制政體才能辦得到。
    
    袁木講過餓死人數字 毛澤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究竟餓死多少人？
    
    六四之後，北京大學新生到到石家莊軍訓，袁木去做報告，他的錄音目前還有保存，他說：“現在怎麼樣？比過去好多了吧，那時餓死多少人？4千萬人哪！”
    
    餓死人從58年已經開始。1959年，各地已經赤地千里，路有餓殍。這年春天，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帶領部分幹部，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於1959年春赴濟寧、菏澤兩地區調查研究。走遍十幾個縣、100多個村莊之後，他在濟寧市召開了濟寧、菏澤兩個地區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幹部會議，他說：“‘大躍進’的熱度高到一定程度了，發燒燒到說胡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是左傾機會主義、冒險主義。有人說：‘得不償失的說法不對’，我看就是得不償失”。“這種情況(指當時災情)我還沒見過，簡直不如舊社會。這是黨在歷史上脫離群眾最嚴重的一次。”“生產力的破壞，比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毀的都厲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厲害。‘共產風’不是一般的風，比颱風還厲害，是旋風，是龍卷風”。‘三面紅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敵人了。”他提出：“首先要搶救群眾的生命，不能再餓死人。為此要停辦食堂，公社要把糧食發給群眾，要他們在自己家中做飯吃。群眾沒有飯鍋，有鑄造條件的廠子生產鐵鍋供應群眾。公社的土地分給群眾百分之三十，群眾可以租種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實行‘六定’，分戶餵養。開放集市貿易。在不影響國家計劃的範圍內，允許群眾進行自產自銷的貿易活動。”譚啟龍是第一個向中央要糧的省委書記，他把講話以個人名義上報中央，沒有下文。
    
    1959年6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的關係，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主要精力是搞階級鬥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對自己十分豁達。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他提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似有給經濟降溫，糾左之意。
    
    毛澤東7月1日上了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2日至8月1日舉行。白天開會，晚上跳舞、看戲、看電影。
    
    毛澤東預備會議上就定了調：“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會議談形勢，大多數人對大躍進出現的問題提出尖銳批評，認為是得不償失。10日，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和組長會議，強調團結，要思想統一，為“三面紅旗”辯護。
    
    13日凌晨，彭德懷要找毛澤東談話，毛已經睡下，就決定給毛寫信。他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提出1958年以來的工作問題，認為主觀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15日夜，毛對彭德懷的信加上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上：“印發各同志參考”。會議紀要起草組的吳冷西回憶：“我和家英、喬木、陳伯達看到彭老總的信後一起議論，都覺得寫得不錯，同我們起草的《紀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面說話，有份量，作用大。但喬木說了一句話：‘也可能適得其反。’。”
    
    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我現在也不放棄。”25日，毛做了四點指示，包括“現在對事也要對人”，“要跟動搖的、右傾劃清界限。”。26日，毛再在東北協作區辦公廳李雲仲的信上做了批示：“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以上被稱為毛澤東放的三把火，廬山風向順勢大變，轉為猛批彭德懷，同時揪住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的發言一起批判。（《新史記》第二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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