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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大军躲过韦国清“回马枪”一劫;周恩来执刀充当朝廷大祭司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07日 来稿)
    

十五,阴差阳错 大军躲过韦国清“回马枪”一劫;“神圣卑鄙” 周恩来执刀充当朝廷大祭司——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5)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与《七.三布告》一脉相承
    
    即便文革余孽岑国荣等为韦国清翻案文章作为杀手锏提到所谓“圣人”如周恩来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在油盐不进浑不恁的小平头眼里,照样不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地为其遮掩。如在拙著对韦国清“诱大军过江”之阴谋和周恩来在中央首长"七.二五"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中“翻脸如翻书”的“变脸”表现,有冷峻的剖析,犀利的点评。对于周恩来而言,在施压下与军人集团妥协抛弃广西“4.22”是一桩为达目的而出卖灵魂浮士德式交易。
    

(一)鲜为人知的造反大军鹰鸽两派之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头常听原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韦彪(又名韦道培,即水厂保卫战中朝礼堂楼上轻机枪眼扔手榴弹之大军悍将)、陈涛(市文联作家,参加过抗美援朝伤残复退军人。韦、陈均是转业军人,韦、陈之子韦刚、陈聪与平头是小学同学、朋友)牢骚满腹“事后诸葛亮”地抱怨浩叹,如果当年按廖胡子“打过河北去”的部署,大军成员何至于象日后现在这样灰头土脸。韦彪还不服输地放话要到越南、缅甸、泰国“金三角”(“七三”布告颁布后,为逃避韦国清的镇压,造反大军有一批如“红总”三中部队的温会文、老方等一众成员逃往越、缅、泰一带避祸)重招旧部云云。因此,86年那次采访,平头斗胆向廖胡子求证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廖伟然坦然讲了这段历史的经过,廖还对我透露了他与白鉴平在柳州文革关键问题的分歧。
    
    白、廖分歧:“主和派”和“主战派”的分歧
    
    廖伟然与白鉴平在柳州文革关键问题有严重意见分歧,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要不要绝地反击?
    
    小平头:大军躲过韦国清“回马枪”一劫;周恩来执刀充当朝廷大祭司
    图1:柳州“联指”报柳州告急、告急
    
    “5.21”和“5.25”柳州造反派抢夺的子弹、枪支,这时的造反大军实力、士气今非昔比,真要硬打、死打,莫说柳州“联指”,就是把全部广西“联指”集中起来打,恐怕只有赢而决不会输。这时的柳州造反大军决策的头头们也明显分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以白鉴平为首的“主和派”以文人、知识分子为主,集中在大军常委一级,城府较深,但谨慎有余,斗志不足。他们主张上北京怆天呼地,要周总理、要毛主席表态,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廖伟然为首的“主战派”则年龄参差,经历各异,涵养各殊,有争强斗胜之勇,言语间毫无掩饰,态度直白。其情绪偏于暴力革命(黄永胜在“七二五”讲话中对白、廖劈头一句“你们两个好好想想,造谁的反?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就是江青同志所讲的“三指向······”)多数在大军中下级武卫人员。他们主张抛弃幻想,绝地反击,作出了扫平电机厂、探矿厂、红锋路二级站、汽车总站,拿下鱼峰山、马鞍山、柳机、东化,直把“联指”派撵到三门江。
    
    说得直白一点,“主和派”就象水泊梁山的宋江“招安派”,还是对朝廷抱有幻想!迷醉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一年前周恩来“8.24”表态,还梦想在即将成立的革委会“大联合”占一席之地;“主战派”则象李逵、鲁智深、武松这类“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梁山好汉,主张与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死磕到底。
    
    军者,兵也,国之大器,非战不用,非乱不用,非败不用,关键时刻只有一用,就是造反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以此进行对抗和震慑对手,这样做,风险与机遇并存,玩不好,群狼环伺,腹背受敌,是很直白的告诉对手,你只剩下这一个手段和工具;机遇在于中心开花,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构成了有力威慑,是造反大军非对称条件下战胜对手或遏制对手战略冒险的中坚力量。对手若能感受到你的决心,自然会受造反大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与意志所慑,有所退却。
    
    第一回合“主战派”占上风,也实现了上述绝地反击,收复河南的战役目的,由于造反大军军事实力大增,也为“七.三”布告颁布后龙城造反民众免遭屠城噩运奠定基础。
    

绝地反击解放柳南的意义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绝地反击解放河南片已将韦国清原先“5.21”、“5.25”设局的如意算盘局部打乱。唯一的失控是韦国清低估了造反大军的生存能力和反抗意志,没料到镇压的天雷勾上反抗的地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柳州造反大军破釜沉舟,视死如归,浴血抗暴,在廖伟然的指挥下,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逆转形势,取得了柳南绝地反击的胜利。
    
    收复柳南!自我武装,装备精良的造反大军能收到一种恐怖平衡之效,就象大国博弈,彼此都拥有原子弹,确保相互摧毁反而可以确保和平一样。造反大军剑锋所指,向外界传递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彰显造反大军有能力捍卫自己生存权的意志和决心,从而在与军方镇压的博弈中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造反大军攻打柳江河南的战术行动局部搅乱韦国清围剿广西“4.22”的战略布局及态势,虽说这仅仅是柳州一地的局部战役的胜利,此举不能扭转日后毛中央牺牲造反派的"七.三"布告等一系列布告的颁发,也左右不了广西“4·22”最终消亡的结局,以及全国的造反派被赶下历史舞台的战略格局。
    
    但不能两利相权取其重,至少也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固守河南此举威慑韦国清不致轻举妄动,柳州造反派后来只是被野战军缴械,不致被韦国清掌控的广西军区的部队屠城——使梧州、南宁、桂林及众多县城的造反派民众被部队和“联指”屠城而招致生灵涂炭的悲剧没在柳州上演。
    
    令人遗憾的是,造反大军没按钱文俊的意愿配合文宣将攻下“联指”探矿厂据点,缴获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件公布于众,否则此举将破局并化解韦国清原先“5.21”、“5.25”设局的连环计。而揭露广西当局调动各县武装部民兵围剿造反派的阴谋,声势越大越好,反而使镇压者忌惮。为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留下历史记录和见证。
    
    其二,要不要“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
    
    尤其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上旬造反大军绝地反击胜利拿下河南的大好形势下,对于是否乘胜追击“联指”这个关键问题上,廖伟然等“主战派”力主一鼓作气“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
    

廖伟然反攻河北计划胎死腹中
    
    为此,六月中旬,廖胡子召集了造反大军各总部班长以上的武装人员,在飞鹅粮仓开会如何巩固河南地盘,保证大军的安全。
    
    廖伟然以一个军人的直觉把握战机。军事上得柳南者得柳州。柳江以北是冲积平原,一马平川。柳江以南则群峰耸立,柳南有鱼峰、灯台、驾鹤、箭盘、马鞍五山。壶西有大小鹅山,壶东马鹿二山。六八年的时候柳州没几座五层以上的高楼,河南几座山就成了天然的制高点。而这些制高点全被造反大军反击夺取占领,居高临下完全压制对河的“联指”覃连芳大楼、东门城楼、区建五公司、柳州饭店等沿江据点。河北“联指”已无险可守,顿时阵脚大乱,已成惊弓之鸟,人心惶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反大军已放话“6月20号之前拿下河北”,大街上刷了几条朗朗上口、豪气干云的大标语:“红旗跃过柳江,直下柳钢沙塘”;“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以致柳州地、市党政机关及驻柳部队家属有的已撤往柳城,官史称“6.10”事件。而造反大军士气如虹,集结柳江河畔,大军压境,包括柳州周边各县逃难来柳的众多难民也情绪高涨,一鼓作气“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此其时也。
    
    因此,廖伟然提出,要以攻为守,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如果造反大军做不到,那么韦国清在周边“县份屠戮”的魔咒,将又一次成为广西“4.22”的梦魇。一句话:广西告急,拜托柳州!
    
    白鉴平则认为,造反大军的目标是站住脚跟,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不是要消灭“联指”,而且造反大军也没有能力消灭“联指”。因为“联指”有柳州军分区做后盾,又有各县武装部支持,他们有大量的民兵,即使大军打过河北,也不一定保得住。
    
    这一派取守势,无意主动出击,无意搅局,只求两派保持平衡,力促两派都有生存空间,谁都不要吃掉谁,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这的确是当时的现实。与会的大多数大军常委同意白鉴平的观点。会议开了两天,因为多数人不赞成“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的主张,因此,廖伟然这一计划胎死腹中。没想到,造反大军因此阴差阳错躲过韦国清“回马枪”杀招一劫。
    
    平心而论,“主战派”此轮“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的主张则有冒险盲动之嫌。何况,“联指”溃败撤往河北只是一个虚幻的表象。这次会议之后的6月17日,张网以待大军过江的柳州“联指”见大军没中计,纠集三千鹿寨民兵大举反攻河南的窑埠、铸造厂、标准件厂、石灰厂、印染厂、东化一带。搞得造反大军顾此失彼、左支右绌。要不是关键时刻廖胡子计诱张春峰,一举击毙十四个鹿寨民兵大小头目,接着在石灰厂设伏,击毙柳州“联指”头头蒙志衡、庞家盛,给来犯之敌一记当头棒喝,震慑云集柳州围剿造反大军的各县民兵,大军危矣!
    
    此时大军空有“解放全柳州”之雄心,哪里还有“打过河北去”的实力?!
    
    广西的情况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保守派始终没有垮台,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没有发展成为运动中后期的主要矛盾。
    

(二)韦国清“诱大军过江”之阴谋乃是与“5.21”、“5.25”连环计一脉相承
    
    韦国清“诱大军过江”之兵不厌诈的阴谋乃是与“5.21”、“5.25”连环计一脉相承。让“联指”主动“败走”河北及党政机关撤往柳城的表象实则引诱大军过河北聚而歼之的阴谋,韦国清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杀个回马枪“瓮中捉鳖”的计策。如三国关羽的拖刀计,看似毫无血性,却暗含杀招。
    
    《说唐》里面的罗成将军有一绝招叫“回马枪”闻名于天下,而回马枪的厉害之处是先佯装败退,趁敌不备反戈一击。为此使得罗成将军在战场上屡获胜利。韦国清善使“回马枪”,如动用部队围剿造反派的“里高模式”和“融安模式”,并且得到不错的效果,是韦国清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和“必杀技”。
    
    图2:《广西联指报》有关广西“4.22”偷袭区林业厅大楼的“五三0事件”的报道
    
    返身回顾这段历史,“主战派”此轮“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的主张则有“锔头进灶”冒险盲动之嫌。虽说“主和派”并无洞悉韦国清请君入瓮让“联指”及党政机关撤往柳城的表象实则引诱大军过河北瓮中捉鳖聚而歼之的阴谋本质,仅仅保守谨慎,固收河南,以拖待变,企望于中央主持两派“大联合”。但却阴差阳错、误打误撞躲过韦国清“诱敌深入”围歼造反大军一劫。避免了象首府南宁广西“4.22”全军覆灭的结局——
    
    从7月15日起,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在邕江北岸南岸构筑炮兵阵地,21日上午9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经过半个月炮火的狂轰滥炸,广西“4.22”盘踞的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区域陷入一片火海,只剩下了断垣残壁。
    
    

    图3:炮火之后的南宁百货大楼
    

大军按兵不动就是不接招
    
    本来南宁部队炮轰“4.22”这一幕原先要在柳州河北老城上演的。无奈造反大军按兵不动就是不接招,结果剧情不按韦国清预先导演编排的套路发展。一失足成千古恨、“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的戏码,却没有在柳州造反大军身上上演。使韦国清的连环计不能如期所愿的达到完满的预期目的。这是至今看来造反大军最好的结局了,至少收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功效。同理,河北“联指”已无险可守,那么即便反击攻占河北的造反大军同样面临无险可守的局面,而落入韦国清“瓮中捉鳖”重炮轰击围歼造反大军的阴谋陷阱。
    
    平头也广泛征求当年亲历者对“打过河北去”的看法及意见,其中柳铁“工机联”头头之一的钱文军和当年柳江造反大军普通一员韦文德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关键是驻柳部队及广西军区不容触碰的底线是谁危及“联指”的安全就消灭之。钱文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革,其实大局还是掌握在毛(通过军队)手里,他们早已在68年3月开过衡山会议,黄永胜主持的,搞垮4.22是既定方针。”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经过岁月的沉淀及反思,钱、韦二人对“联指”主动“败走”河北均持韦国清“阴谋说”!
    
    钱文军指出:
    
    邮件中所述“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有很大的臆想成份。6月1日我们联合打技术馆、中心医院就很吃力,傍晚时分柳铁联指主动撤退放弃了在柳南地区的所有地盘,我们全都摸不着头脑。于是在探矿厂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联指为何突然撤退时,除了朦朦胧胧感觉到有阴谋之外,说不出所以然。廖胡子也没那份雄心要打过柳北。打二级站、技术馆,我都是跟老廖在一起的,叫做总指挥部。我们在那以前只是认识但不很熟悉,这次朝夕相处亲密接触关系不错无话不谈,特别是开打二级站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在我俩身边不足三米处,所幸有棵碗口粗的苦楝树挡住弹片,树断了我们没事。老廖打趣说我们的命都好,生死与共。之后,包括他对白老眯的一些意见我俩都有交流,真的没印象说打柳北跟白有分歧之事。
    
    那时已经知道柳州军分区正调集各地民兵来柳围剿,多少有些紧张。后来知道因为我们抢子弹又缴枪,影响很大,很多民兵不敢来才耽误了时间。打探矿厂时我看见两个被打死的农民,身着全新工作服,脚上穿的是那时很时髦的塑料凉鞋,其它物品已被红总的人搜走了。廖胡子就曾忧心忡忡说农民已经进城了,不知道来了多少,我也很忧虑。我们约好打完这仗建议召开防务会议,讨论一个拒敌于柳州之外的方案。但很快又打技术馆,我们的目的只是想以竹鹅溪为界,好防御一些,没料到联指主动撤退了。会上我提出一系列建议,要求迅速组织管好柳南片的治安,安顿好居民的生活问题,尽快“抓革命促生产”,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老廖是完全赞同的,并没有野心去占领柳北。
    
    然后才知道柳州大军有人提出攻打柳北,刷了几条大标语:“红旗跃过柳江,直下柳钢沙塘”。至少也是中旬了,基于柳南社会秩序基本正常,好几个大仓库储备丰富,老百姓都衣食无忧,最给力的是廖胡子指挥一帮人干掉鹿寨联指头头,第一支进城农民队伍溃散了,又听说象州、柳江、来宾的民兵半路上都不敢来柳,散伙了。这时候联指组织反扑,从黄村、磨滩村一带开始进攻。打过柳江的呼声日渐高涨,大概大军开会应该在那时,很有些人主张一劳永逸拿下柳钢彻底解除后顾之忧。
    
    此乃我的记忆,或有失误之处,请你找其它人核对。还有一条,55军曹副参谋长亲口对我说的:你们不能指望消灭联指,我们军队有命令,如果你们硬是要消灭联指,部队要管,不能不管。我估计,白老眯说那些话,可能也有部队放口风给他了,你可以找他或别人查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革,其实大局还是掌握在毛(通过军队)手里,他们早已在3月开过衡山会议,黄永胜主持的,搞垮4.22是既定方针,就算打过柳江,也成不了气候。(钱文军与小平头讨论造反大军“打过河北去”的邮件)
    
    而韦文德之造反大军“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的兵棋推演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韦文德则如是说:
    
    以造反大军区区总兵力不足一千的实力,即使打过河北去,一鼓作气解放了柳州,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很惨烈——韦国清势必以围剿南宁“4.22”的手段(或许正中其阴谋)如柳江福圹事件一样、调集民兵、部队,从周边农村合围柳州全境,在大军兵力不足,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先将河南造反大军在柳铁538、冷冻厂一带的根据地悉数扫荡,然后将造反大军精锐逼到河北半岛上,采用重武器,不惜毁灭整个河北半岛(如部队炮轰南宁解放路一带及水淹区展览馆人防工事一样)将造反大军及无辜群众玉石俱焚聚而歼之。这是打过河北去的必然结局。
    
    所谓“阴谋”我是指,韦国清或许原计划在“七.三” 布告前以请君入瓮,诱使造反大军打过河北,然后调集柳州周边各县联指民兵、部队,扫荡河北半岛外围的河东、河南、河西据点以柳江河为天然屏障,据河岸天险围而不攻,形成对河北半岛的铁壁合围之势,令原来撤往柳城、融安方向的联指民兵配合柳城、融安、融水的联指民兵以及部队,组成强大的攻击力量,杀一个回马枪, 沿融柳公路,从沙塘、长塘方向,进逼河北半岛,先围而不攻,封锁造反大军的一切对外联系,让造反大军连中央的“七.三”布告都无法知悉的情况下,以柳北为主攻方向,发起攻击,其他环河一线则以重武器隔江炮击,此形势下,河北半岛犹如一瓦瓮,区区不足千人的造反大军也就插翅难飞的了。此时造反大军根本无法知道七.三布告的下达,势必作殊死拚搏,正中其下怀,给韦国清以足够的借口和理由,彻底全歼柳州造反大军,而后先斩后奏向中央谎报军情,推托责任。此阴谋可从其以强于造反大军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武力而主动放弃河北,撤往柳城,乃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之计也。同时也为日后的屠杀作为铺垫。所以,白鉴平等反战派虽未虑及此,但却也起到阻止主战派在新胜之余的鲁莽行动,误打误闯的避过此一诡计阴谋,减少了造反大军被屠杀噩运,减少了死亡。这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仅供参考。(韦文德与小平头讨论造反大军“打过河北去”的邮件)
    

(三)好一个“神圣卑鄙”的周恩来
    

中央摆了“请君入瓮”的鸿门宴
    
    请注意这句话,“战略的无知是送命的第一步”!在柳州造反大军取得柳南绝地反击战的胜利后,大军上下沉浸在暂时的胜利而对即将到来的毛中央欲拿广西“4.22”来试刀祭旗的危险浑然不知。白鉴平在1968年7月18、19日,全国各地造反派云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又称所谓的“北航黑会”(17)上,再次一展绝佳口才,踌躇满志、热情洋溢地介绍并陶醉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就是明证。
    
    7月10日,就在中央“七.三布告”已经颁布,北京来了紧急通知,先抛出诱人的“胡萝卜”——要广西两派派代表赴京办大联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准备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点名点姓,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主要头头共三十余人,必须乘飞机到北京。柳州造反派的头头们还兴高采烈,满以为不要再打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大联合多好啊!还是中央文革有眼力。
    
    中央蓄谋已久的“请君入瓮”“鸿门宴”的戏码正虚席以待来自南疆广西的造反派大小头头们。
    
    在柳州市支左办及军分区的解放军带队下,大军代表乘火车去南宁,然后转乘飞机去北京。
    
    火车到达南宁车站时,南宁“联指”数十人持枪包围大军代表的车厢,凶神恶煞地冲上车厢,用枪比着大军代表不许动,然后当着军分区解放军军官的面,目标明确地搜查所有人的行李,强行把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件)全部搜走,然后便快速撤离。显然是受人指使,有预谋来抄军方罪证的。
    

“北航黑会”是毛与造反派翻脸的催化剂
    
    随着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在1968年7月18日、19日,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广东“旗派”头头武传斌是该会的执行主席)上,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更由于白“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倡议并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这是中共不容触碰的红线!
    
    白鉴平在发言中提出:由广州军区负责支左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区的同观点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去揪控制广州军区的黑手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后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压造反派旗派的)。
    
    会议最关键的议题是:成立名为“全国造反派总部”的全国性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这是中央绝对不能容忍的,曾三令五申,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一旦出现这样的苗头,也就是造反派覆灭之时了。因此,中央决定对造反派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
    
    毛中央获知“北航黑会”上推广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以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组织后极感震惊,这恰恰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毛中央看势头不妙,对其的打压势在必行,以收到“枪打出头鸟”威慑其他造反派之功效。
    
    这个“北航黑会”显然对于毛彻底向造反派翻脸有着催化剂的作用,毛对于任何涉及权力的事情都极敏感,此前取缔文革第一个跨省份的全国组织“全红总”既是先例。中共对任何构建跨省组织的企图都严惩不贷——这是不容触碰的红线!
    
    从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人还在鼓励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时起,就一直明确反对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和全国性的组织,并在 1967 年 2 月 12 日以中发〔67〕47 号文件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明确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当时还把好几个全国性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在鼓动群众造反时期尚且如此,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 1968 年夏,自然更不能容忍全国性造反组织的成立了。
    
    既然把这个“黑会”同权力联系起来了,而且是跨省的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下场必定可想而知。
    
    1968年夏天,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 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是全国造反运动终结的标志。“7.25接见”正式宣布“执行”,“7.27”派遣“工宣队”开进清华,结果发生冲突,5死731伤,“7.28”凌晨接见再警告红卫兵“五大领袖”,直接用“国民党”、“镇压”这样的字眼把他们从精神上搞垮,几乎如同秋风扫落叶。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主和派”对朝廷犹抱幻想
    
    虽说柳州造反派躲过韦国清“诱敌深入”再杀个回马枪一劫,但躲过初一却躲不过十五。白鉴平等造反大军常委一些“主和派”头头犯了一厢情愿对“伟大领袖”、中央文革及“敬爱的周总理”抱有幻想的幼稚错误,认为毛中央会为自己主持公道,这本身是“主和派”的一个巨大误判。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的“主持公道”上,这是非常冒险而不保险的。如同此前柳州造反大军攻下“联指”探矿厂据点,缴获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件,钱文俊敏锐地洞悉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的阴谋,欲公布于众广而告之。而白鉴平攥着文件不公布的思路如出一辙。而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不露声色,默许、纵容甚至配合韦国清调动部队屠杀造反派。
    
    “主和派”身在江湖心系庙堂,将命运寄托在中央表态的主张,也即柳铁红卫兵肖普云《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一针见血地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破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得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做官”的翻版。
    
    而当初极力主张妥协“倒旗”的柳铁分局机关总部头头王反修,如今成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了,废寝忘食地为大家的存亡打拼。而此时保守的却是大军以白鉴平为首的“主和派”了。
    
    正如钱文俊在一次柳州、柳铁两地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上发怒指着白的鼻子吼道:“白老眯,我告诉你,中央只会在造反派中选择个别人来代表这个势力,做个样子。其他的都在打击之列。但愿能选到你!”(18)
    
    小平头:大军躲过韦国清“回马枪”一劫;周恩来执刀充当朝廷大祭司


    图4:广西“4.22”成立大会(南宁朝阳广场。文革中一度改名“七三广场”)
    
    果然一个月后的中央“七三布告”的颁布,接着1968年7月10日,中央派飞机来接柳州造反派五个头头:造反大军白鉴平、廖伟然(廖原来留守柳州,但中央“钦点”其名后赴京);柳铁“工机联”的李振岭、王反修、钱文俊,以及造反大军各组织大小头头共三十多人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此一去不复返。柳州十万造反大军群龙无首,被野战部队以贯彻“七.三布告”之名全部悉数缴械,而柳州“联指”却不交一枪一弹,摇身一变为“工纠”(工人纠察队)。而且,柳州造反大军没攻打河北,中央照样将“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等“莫须有”罪名的屎盆子强扣在柳州造反派头上。
    
    文革是书,是画,是逆行中的成长,是忠诚后的背叛······
    
    这个专制极权国家社会的真正残酷现实的一面,对后知后觉者们来讲,只有靠坐牢来学习体认,有的如柳江“造反大军”的头头韦云斋们甚至为政治上幼稚和天真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此,前后已经别如云泥,白鉴平们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人生的跌宕起伏有时候就是如此戏剧化。梳理造反派头头们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 其经历真可谓千差万别,不啻霄壤。
    
    当柳州革委会“9.10”公告后,造反大军各组织排以上负责人五十余人作为“战犯”被关押在箭盘山旁的军营名为集训队实为集中营 ,白、廖随后于1978年与广西“4.22”众多头头如南宁“工总”熊一军、梁柏松;桂林“老多"张雄飞、许瑞林(原桂林市法院副院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政法系);柳铁"工机联"的李振岭,柳州“红总”明在胜,大军二军的陈德昭;梧州造反大军的王东明;容县的冯振群等等大小头头,均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羁押广西鹿寨英山监狱。
    
    在漫长的铁窗岁月,被狱卒恶警虐待生不如死时,一众造反派头头们除了都在不断的申诉冤屈和静夜的扪心反思、梳理自己在文革的得与失、血与火、悔与罚······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造反派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文革的许多经验教训。
    
    他们这一代,曾在思想的真空中迷茫、在人性的荒漠中挣扎。在没有航标灯的漆黑的大海上惊恐地摸索,犯过多少错误,有过多少痛心疾首的追悔和反思后的觉醒。这一代中国人是不幸的,无论多么远离了那个国度,那段生命给身心所留下的创伤是至死无法抹去、无法忘记的。
    
    恰似某个论坛一位老三届网友的铺陈咏叹:文革是书,是画,是逆行中的成长,是忠诚后的背叛,是伤疤上一再裂开的伤口,是良愿下协力铺设的迷途,是美丽理想涂抹出的夺目血色,是悲惨世界残留下的百样人生,是长歌当哭时的绵绵不绝,是痛定思痛后的一去不返······
    

一猫九命的白鉴平
    
    今天,我们无意“事后诸葛亮”地苛求和责难白鉴平及大军“主和派”一众常委,更何况他们为此付出了牢狱之灾,被恶意透支十多年的黄金年华惨痛的代价。今天检讨当年反围剿的决策,是总结前辈们得失的经验教训,给后来者之反思。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句谚语是中国人发明的,自然有其道理,尤其在中国,如果你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就别想安安稳稳地生活。“文化大革命”的触角是无所不至的,既然最高领导人翻云覆雨,下定决心,就不是一个两个先知先觉者能够抵制得了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令人始料未及。
    
    白鉴平在漫长的监狱生涯中石压不死寒侵亦生——无论是在看守所、集训队,还是在关押重犯的英山监狱期间,被折磨最厉害、关押时间最长、吃苦最多的是白鉴平。他不但要接受专案组的重点审查,还要被自己人连续揭发、批斗。在箭盘山关押造反大军排级以上“战犯”的集训队里几次犯病,开肠破肚,取出篮球大小的瘤子,但都没夺去他的命。因此江湖人称他是猫——有九条命。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似乎是这位历尽人间沧桑、见证柳州文革风云变幻的造反派领袖晚年心境的写照。
    

最后一局不是局
    
    因此,1968年5月下旬,当装备低劣的柳州造反大军被军方武装支持的“联指”追杀从河北撵过柳江河南被包围压迫在谷埠街几个孤立据点,苟延残喘、人人自危,已被推入濒临弹尽粮绝、困兽犹斗的最后一局陷阱之中。
    
    现代经济管理学《博弈论》中有个说法:最后一局不是局。对!诱导柳州造反派“5.21”抢军列,“5.25”抢解放军拱手送上门的七百多支不配子弹的冲锋枪——就是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已经设好的局,逼柳州造反派“请君入瓮”而已。
    
    而最后一局终于到了摊牌亮底的时候了。
    

“神圣的卑鄙”的周恩来
    
    “7.25”接见,韦国清与黄永胜联手设局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事件,以及“5.25”调动部队“空枪围剿”柳州造反派的连环计揭盅之时,一个“人民的好总理”映入公众眼帘,让人见识了什么叫“神圣的卑鄙”。
    
    周恩来一生最难评判,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其人在现代史留下雪泥鸿爪,但是很多真相仍似庐山不识真面目,见不到真实的史料,信史无从谈起。
    
    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其次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在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的历史,建国之前,中共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犯之外,尔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样历史罪恶没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
    
    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不错,周在生前死后,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诸如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演员,和服务员讲话没有架子之类,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惜亲手签署自己亲生弟弟周同宇、养女孙维世、卫士长成元功逮捕令,可见其冷血残酷无情。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绝世美人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脑门上还钉了一颗大钉子!周恩来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
    
    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周是一个毛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周恩来确实是个大谜团。
    

毛周权斗,周大耍借力使力之太极功夫
    
    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的权斗中放软身段,能屈能伸,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毛成功地周旋着,都是这样涉险过关,虎口逃生的。
    
    但因此就认为周是软柿子,是忍气吞声的软弱“小媳妇”就大错特错了。
    
    文革爆发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中央文革集团势力崛起,林彪则一步步排挤其他“山头”,由四野系掌握军队大权,与周恩来文官政务集团三足鼎立。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象军队老帅请假这类事,也是直接报周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
    
    另一个例子是当林彪集团崛起之时,毛泽东还要将叶剑英委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重任。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平衡林彪集团力量对比的一个棋子。毛泽东一生最恨部下搞清一色,习惯用掺沙子和扔石头、挖墙角等手段以致于不成为“合而谋我”的局面。而能把叶剑英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来,也可以见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而叶剑英却是周恩来线上的人,是毛死后主导1976年十月“宫廷政变”的幕后推手。
    
    当年文革“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到七二年结束,也就是“九一三”后一年,军队才慢慢退出。这五年,军队掌握着中国的主要权力,如果不透彻研究这五年,研究文革就是不完整的。
    
    周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关键时刻周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该出手时就出手”,周恩来主导的王关戚事件和清理“五一六”运动,以及“一打三反”杀害遇罗克、张志新等一批思想者是其典型。
    

周恩来主导“一打三反”杀害遇罗克、张志新等大批“文革思想者”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
    
    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
    
    周恩来主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造成遇罗克、张志新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文革结束,当人们控诉林彪“四人帮”杀害他们之时,不知是否刻意回避:始作俑者,周恩来也!
    
    由于周恩来行事周全,左右逢源,且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以翩翩君子的形象示人,故很能迷惑与他接触过的人,其中包括广西造反派中人,如柳州的白鉴平,桂林的张雄飞等等,至今还在缅怀“敬爱的周总理”。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翻脸如翻书
    
    然而,在理智与务实的光鲜外表之下,周一样残酷无情。明哲保身被周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他可以在“七.二五”讲话中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周恩来那句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尽管文革之初周恩来表扬过桂林“老多”,同情广西“4.22”(如为广西“4.22”南宁工总的熊一军平反),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在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奉旨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说“‘4.22’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周还严厉批评“联指”搞武斗的错误。周一句圣旨简直就是陷入绝境的广西造反派的再生父母!广西造反派绝处逢生,再得二春,真有杜甫漫卷诗书下襄阳之感。喜欲狂三字会时时浸盈内心。生命中出现这样良好的转机,是最好的自慰。但仅仅一年后的1968年“7.25”中央首长召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对广西“4.22”翻脸如翻书,一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就等同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
    
    对于周恩来而言,在施压下与军人集团妥协抛弃广西“4.22”是一桩为达目的而出卖灵魂浮士德式交易。
    
    亲历“7.25”接见的钱文俊(柳铁红卫兵“联战”头头),目睹了周恩来及一众中央首长对广西“4.22”翻脸如翻书的嘴脸,用了一句“神圣的卑鄙”来形容周的为人,倒是十分精准传神——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极权政客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
    
    其实,专制极权政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在这三点的烘托之下,他们可以退避、妥协,也可以进攻、消灭;可以放弃道德、良知,也可以放弃亲人、战友。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惜亲手签署自己亲生弟弟周同宇、养女孙维世、卫士长成元功逮捕令,可见其冷血残酷无情。为了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政客的冷血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周恩来已习惯了在共产党这部绞肉机里的为官之道,因此,周也就是个冷血高于人性的擅于表演的政客伪君子罢了。
    
    毛和周各取所需,分别打对自己不顺的人,也免不了有交叉被打和保护的对象,产生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合作大于竞争。林彪看上去是很支持毛,实际是对文革很感冒的。这也是为什么毛要把他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获得文革的同盟关系,林受不了诱惑,把刘少奇打击彭德怀的教训给淡忘了,刘成为国家主席又怎么样。总之就是人的贪婪盖过了良心。毛就是没有料到周会让林出逃,对毛来说林的摔死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对他的威信是极大的打击,本来是可以让红卫兵毫无惊险的斗死林彪的。毛对周的愤恨表现在不久就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周就是孔子的化身。不过毛的威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两个人的健康状况随之也被体现出来。文革中周迫害的人数远比林彪迫害的人数要多的的多。两个人加起来的量是毛的一个零头。都是一帮坏得不得了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信哉,斯言。
    

广西“4.22”是奉献给毛“抛弃造反派”文革祭坛的一份“牺牲”
    
    周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关键时刻出卖刘少奇、贺龙、林彪等人的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因此,在毛泽东牺牲造反派这一历史时刻,周恩来跌落到他人格上最低点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处。不管他内心如何挣扎他终于还是把灵魂彻底出卖给魔鬼,充当专制朝廷的大祭司。亲手执刀割了广西造反派的脖子。用广西造反派的血,献祀于文化大革命的祭坛。
    
    广西“4.22”是奉献给毛“抛弃造反派”文革祭坛的一份“牺牲”。
    
    ······
    

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反共救国团”冤案
    
    毛泽东“7.28”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即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时,毛泽东一句“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露天机。
    
    毛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造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有实行歼灭。”以对应他那个“国共斗争的继续”,亦即说不是造反派错了,而是国民党在破坏,所以才要清理阶级队伍。
    
    千万不要小看这“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就是这一句话,使清理阶级队伍由武斗变成了内战:与国民党斗争当然是敌我矛盾,必须毫不留情,秋风扫落叶似地斩尽杀绝了。给军头韦国清炮制“广西反共救国团”特大冤案创造了条件。
    
    这也是“7.25”周恩来那句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之由来!
    
    这也是"7.28"毛在召见聂、蒯、韩、谭、王时,放狠话的原因,“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何以对他运动的“造反派”如此绝情?因为已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的广西造反派已不听毛的招呼而处于失控状况。于是“枪打出头鸟”,拿广西“4·22”来杀鸡儆猴就在所难免。
    
    其实,韦国清炮制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从政治上抹黑广西“4·22”,进而在柳州设局,诱导柳铁造反派抢劫军列的事件栽赃造反派抢“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七.三布告》的颁布,获得屠杀广西“4·22”的尚方宝剑。
    
    韦国清想兴师,就得先问罪。而官方当局调各县民兵进城围剿造反派的理由和借口则荒诞离奇,1968年六月初在柳州造反大军绝地反击中,“钢青近”在河南片的东化(东风化工厂)抓获鹿寨县几个民兵俘虏,据他们交待,他们都是武装部的部长带领到柳州剿匪的,说柳州有“反共救国军”一个师,台湾的蒋介石都派人来当参谋长了。农民来一个人一天给三十元,有饭吃,发服装,打死算烈士,政府包养一家老小。柳州市法院还宣判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派驻广西小组》的案子,国民党何时有过“中央情报局”?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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